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影片有浓厚的苏俄怀旧风格，而且每一个转场都有音乐过度，镜头也很文艺。在国产电影里也算的上市良心之作。据说这是王千源称帝之作，确实电影本身很有味道，不是硬菜，值得细品，难得的片。
这是隶属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深谙大时代的变迁。本片以钢琴为媒介，将现实主义的压抑与浪漫主义的文艺，巧融一体，荒诞的黑色幽默中呼之欲出的是梦想的坚韧，而与之中电影所寄予的情怀不仅饱涵以友情的羁绊，更令人动容于那父爱的伟岸。
看完着实被感动到一把，虽然我一点也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变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但导演硬是能以一种朴实而有趣的方式吸引我一直认真看下去。在我看来，我看的下去的，能够触动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好片。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千源的电影，真的很棒的一个演员。

走出电影院，顿感身心舒畅，虽是第二次观看，却仍旧热情高涨。热情不是发自躯壳，而是来源于内心。也许很少有观众能在国内院线拥有这般感觉了。或许和我童年的工厂生活有关，电影《钢的琴》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回忆。影片不仅记录了一个钢铁厂外貌的衰退，也唤回了“劳动人民最光荣”那样一种遗失的美好，陈桂林带领工友重新回到工厂，体验到了劳动的光荣与快乐，并带有一种对“大炼钢铁”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惋惜。劳动的幸福感在影片最开始的一句话里就有体现，陈桂林跟父亲说前妻已经跟一个卖假药的好了，从此“过上了那种梦寐以求不劳而获的生活”，在他看来，那种生活不幸福，因为它体会不到劳动带来的快乐。


构图象征

《钢的琴》进行了许多美学上的创新思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构图多以全景及远景来凸显角色，仿佛置身于舞台。无论是高耸入天的烟囱、一分为二的破屋，这些被放大的建筑都反映了旧时代的行将远近，与这群渺小卑微的小人物形成巨大反差。而旧时代的远去不仅广义地体现在钢铁厂/工作中，也狭义地反映在角色身上，婚姻、父亲的家庭关系都成了过去时。它没有批评，没有肯定，却用了这么几个人物把那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劳动完全展现开来。

陈桂林与妻子小菊在离婚协议签订后，置身于一幢破败的房子前，那幢房子的屋顶一分为二，直指家庭的瓦解。还有离婚协议书出现的画面，则是用超级玛丽Game Over的音效来衬托。

两杆大烟囱虽见证了钢铁厂的辉煌与没落，众多工人也在为它不被摧毁而出谋划策，但它们最后还是遭到了社会变革的遗弃。但它们永远是工人们的一段回忆，一个老朋友。陈桂林的家庭最后也是如此，淑娴之前曾说过，即便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一定就能跟着他。陈桂林在离异之后又重新拾起了建琴伟业，但是女儿有没有跟着他我们不曾了解，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圆了女儿的钢琴梦，更重要的是工人兄弟们也感受到了劳动之幸福。

也许劳动的结果会是徒劳无功，但劳动的过程是快乐和激情澎湃的。就像影片最后，钢的琴最后锻造阶段，以淑娴的歌舞穿插，把劳动者与舞者的激情、动作、美感熔于一炉，将劳动的热情无限放大。


舞台电影

引用一句好友 英年早睡 的话“摄影只用低机位平移吗？场景来来回回只有破钢厂啊？道具总是让人跳出剧情有木有？”这种具有争议性的美学态度，的确会让很多观众产生道具跳出剧情，扰乱情感，破欢电影传统之感。但它却是一种剧场化处理的手段，许多观众看惯了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反对电影的剧场化处理，认为话剧就是话剧，电影就是电影。而重新开发舞台剧的电影表现形式也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影片的广袤背景和大型建筑物都是在表现角色存活在舞台上，而大量低机位平移镜头则能充分展示舞台近景细节。这种平移运镜处理更能配合影片稳重、抒情的气质。

影片的舞台化风格还有很多，比如演员的固定走位，比如前1/2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话剧中多幕剧的渐隐分幕法，如果你喜欢话剧，你肯定会更爱它。而片中曾出现的陈桂林在黑暗中弹奏钢琴及他与淑娴在黑暗中的两束光都是话剧中角色交代的处理形式。


基调

情节中不断出现的破旧厂房、车间与道具、服装，均制造出一种情绪主调，配上调性相似的苏联老歌与东北性情对白，提炼出一种抒情风格，一种夹杂着记忆情绪的荒凉美感。除了这些感官氛围外，演员是观众辩识的图腾，角色的处理是值得褒奖的，卑微无望的工人在劳动中体验快乐，不动声色地经营这些角色，毫不客气地解释他们的特点和弱点。在种种口角、甜蜜、勾心斗角、和好、团结后，能够肯定人性、乐观上扬。比如欠麻将钱和开锁的两个角色，矛盾一直激化，但欠钱的以受辱的父亲形象示人时，两者成为尊严象征互为一体；再比如季哥，他刚一出场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位美女工友的站位，也与落幕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名警察的站位遥相呼应。


感触

这部影片让我感慨的是，我们会因为角色的劳动而情绪高涨，为何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苦苦想要摆脱劳动？“劳动人民最光荣”也像烟囱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它已经被体制社会摧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但是新时代里再无勤劳的快感……

美国人能造出钢铁侠，中国人却能造出钢的琴，影片无论如何仍是我一年中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好的华语片。

看完电影，就琢磨下原声带。
  片中配乐极其精彩到位，动听的插曲不但充满了浓郁了异国风情，更给观众一种如看音乐电影般的错觉。片中不但充斥着大量东欧的歌曲，中国80年代初流行的如《张三的歌》、《心恋》、《跟往事干杯》等曲目更以点题加诙谐的方式出现在影片的各个段落，令观众看片的同时更过足了耳瘾。最令人意外的是就连《超级玛丽》这样的游戏歌曲也作为插曲出现在了影片中，并且该曲目还十分巧妙地起到了承上起下连接剧情的作用。
  导演张猛对影片中的配乐要求得十分严格，每一处配乐他都希望能做到完美，所以他能料想上映后反响应该不错。“不过为了他这股追求完美的劲儿，我们可是费尽心思去和别人谈版权，关于版权的合同我们都谈了几十个，就连《超级玛丽》我们都是专程去到日本与任天堂公司签订的使用版权。”
用45首经典歌曲的联唱塑造了影片怀旧浪漫的情怀。俄罗斯摇滚大鳄“柳拜”乐队、德国天团“17嬉皮士”，以及贝多芬、瓦格纳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

http://event51.wanmei.com/radio/201107/music_film/index.htm

与父亲、母亲、姑姑一起看这部影片。片中《三套车》、《送别战友》、《山楂树》的老歌旋律一次次触动着我们的情感，我们几乎忘记了这部电影所有的突兀之处：被无端宽恕的小青年，被无端逮捕的季哥……但理智还是告诉我这部影片的叙事被剪辑得过于松散。片中处处是东北钢煤锈带败落衰颓的象征——阴沉的天空、热电厂巨大的冷却塔、作为职工住宅的破旧的筒子楼、小区里无人过问的红砖烟囱、前厅摆上台球案子影厅放着香港三流电影的文化宫，还有随处可见的年久失修的厂房。这一切汇聚起来组成了巨大的立体的布景，再加上凝重的沿水平方向缓缓推移的长镜头，向我们呈现出一副老工业基地的末日景象。人们充满着辛酸的笑与泪，慢悠悠地生活着，只剩下过去可以骄傲，却不知未来在哪里。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陈桂林为女造琴的故事主线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和他曾经的工友交流、调侃、争执、回顾往昔的情景。同理，那两根标志性的烟囱也不重要了——工人的切身利益尚且不能保全，更何况它们呢。不过是为死水般的生活提供一些谈资，为自己提供一个凭吊过去的理由罢了。

但我能说他们的心灵也被这平庸繁重的生活锈蚀了吗？

全片的最高潮无疑是陈桂林放弃女儿后重新聚集工友做钢琴的段落，此时影片一贯波澜不惊的长镜头终于沸腾起来。陈桂林的小乐队演奏起《卡门》里斗牛士出场时那激昂的旋律，淑娴则身着艳丽的舞裙踩出弗拉门戈那热情的舞步。与这一景象相交错的是沸腾的钢水、绽放的火花，钢水在季哥留下的翻砂模具里铸造成型，火花则焊出了钢琴的骨架。他们专心致志地在这个已成废墟的车间里制造着最后一件产品，这产品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意志与智慧，夹杂着对“老大哥”时代的记忆，还有一丝未曾消泯的对未来的期冀。

但现实却是，这架理想中的“钢的琴”发不出悦耳的声响。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国营工厂的生活远非牧歌，现实里不光有高耸的冷却塔和烟囱，不光有转动着的车床、磨床、铣床，也有着老化的设备、管线，堆积着滞销物资的仓库，倾圮的围墙，它们是早已锈蚀了的“共和国长子”内心的真实写照。当政策由东北转向沿海时，无数农民离开给他们带来了千百年希望与痛苦的土地进入都市谋求着莫测的工作机会，而他们几十年来所供养着的工人们则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工人们被____抛弃了，正如几十年前____为了他们而抛弃农民一样。而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除了对已化为废墟的工厂的记忆，他们一无所有。

结尾天车吊着“钢的琴”缓缓前行的长镜头是意味深长的。操作员淑娴应该明白，在厂子还没黄的时候，那里悬挂着的是什么——那些使人仰视的钢铁铸造的庞然大物，就是这样被一件件吊入吊出，工人们用双手和头脑创造了它们，他们凭这些挣得报酬、荣誉与尊严。而此刻，工厂的一切皆已腐朽衰败，仅剩的住宅也被一座座废弃、推倒，盖起商业楼盘。淑娴所做的，正是陈桂林所想的，纵然女儿要远离这片失落的土地，跟随母亲去新的地方过未知的生活，他还是要叫住她在这架理想中的“钢的琴”上再奏一遍现实中奏不出来的乐曲。这是他所能给予她的未来的最后礼物——一段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记忆，即使它并不真实，它依然能证明：她的工人父亲母亲们，活过、爱过、奋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