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真相是什么?罪恶,罪恶永恒的存在,正义,正义淹没在泪水中。在那个年代,韩国发生了无数起强奸杀人案,这些案件的背后引向了一个共同的矛头:韩警方的无能。群众与警察的斯达哥尔摩综合症,韩国被美国驻军的政治压力,雨夜降临的恶魔,在这样一部电影中,混淆在一起的这些负面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永远难忘电影最后的长镜头,大叔含泪的眼神质问观众,到底谁是凶手?本片的主题是并不明确的,如果仅仅说是寻找嫌疑犯未免过于单薄。说是两种警察办案方式的矛盾冲突,又太不全面。电影中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直到影片结束后都无法解决。与其说本片是就追寻杀人犯是谁而展开的,不如说是以追寻杀人犯为借口,而实际的目的是向观众呈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导演的意旨,又不会有纯粹说教这种容易引人反感的方式。
这部韩国悬案改编电影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动荡与落后,影片一次次找出嫌疑人又一次次推翻,讽刺了原本本可以侦破的案件被愚昧的警察一步步毁掉,最后结局与犯人的一次凝视,既充满绝望又让人感到可怕,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可以是每一个人你却无从得知。
挺喜欢的一部韩国电影,没有答案的结尾很精彩,让人揪心!演员的演技也超棒!
一、蒙眼的正义女神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暴乱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奉俊昊的电影充满隐喻]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在奈特•沙马兰导演的“天兆”(Signs)中,当麦田圈大面积的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只能瞪着眼睛,守着电视,看着外星人的飞船一片片占据了天空,尖叫着四处奔逃。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纷纷聚集在教会、教堂、寺庙,电视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的弱者打败了站在错误一方的强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神话”,换言之就是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自己是那个击败大人物的英雄,毕竟那些都是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诞生的英雄数量在历史中,肯定要远远少于死于邪恶魔爪下的人,更多冲锋陷阵的人都是充当了寂寂无名炮灰。所以,绝对的说,面对危机我们该祈祷还是反抗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不能说“奥罗拉公主”中郑顺贞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更何况她杀的一些人实际上罪不至死。我想,导演更多的还是想表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
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观念,还是“世界大战”(Warof the Worlds)中那个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码头工人雷•费瑞尔形象。费瑞尔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但这并没有增加他责任心,他仍旧整天游手好闲,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当外星人来袭,他只得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涯。在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争吵和信任危机,儿子离开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则孤注一掷的守着女儿,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费瑞尔心中对女儿的责任感被唤醒。为了女儿,他杀死了那个精神失常险些暴露他们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儿后,急中生智的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塞进外星人的内核。在外人看来,这是英雄事迹,而对他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护女儿。
战胜邪恶这个信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理想远大但是遥不可及,但是守护家人是很多人都会去做,而且常常会因此创造奇迹。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时,局长曾经问他,有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写笔供,让他看到底哪个人是罪犯。导演并未让朴多曼作出判断,就像那个无法结案的连环杀人案件。
有些真相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人们能做的不是去追究无谓的结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像“天兆”中,儿子的哮喘、女孩的洁癖还有母亲的去世都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情,很多结果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像那个保护女儿的父亲那样尽力而为,看看生活给我们怎样的答复。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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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处女作《绑架门口狗》(2000)到《杀人回忆》(2003)中间对于奉俊昊的导演生涯是决定性的三年,他实现了从一位耽于幻想的艺术片导演到有着成熟世界观和创作理念的商业片导演的转变。1994年他从韩国电影研究院毕业的短片作品《支离破碎》名噪一时,接到了大他六岁的朴赞郁前辈的仰慕电话。接下来的五年,奉俊昊却一事无成、长期失业,还因结婚生子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首部长片《绑架门口狗》几经磨难终于上映,片中不善人际交往而无晋升机会的大学讲师几乎就是奉俊昊本人的写照,当时的他对忠武路的商业电影制作体系感到无所适从。奉俊昊回忆当时首映的情形,结束打出字幕而影院灯亮起之前,他就逃离了座位。《门口狗》票房惨败,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奉俊昊问自己,究竟为何要拍摄这样一部影片?他犯了新人导演通常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为自己而拍电影而不是观众想看的电影。这时,奉俊昊想到了自己从童年起最喜欢看的一类电影,那就是悬疑犯罪片。
为什么不呢?奉俊昊回忆起儿时一家人围坐在电视前收看警匪剧《搜查班长》的情形。1978年,9岁的他在大邱的影院里观看《音乐之声》,和别的孩子不同,他对这部风景优美的歌舞片最深刻的印象来自片尾躲避纳粹追踪的惊险戏码。在《门口狗》失败之后,奉俊昊开始为构思一部犯罪片寻找素材,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80年代轰动韩国上下的京畿道华城郡连环奸杀案。这是韩国现代史上第一桩连环杀人案,凶手手段残忍,不留一点人性,作案人至今未破。奉俊昊走访了当时的受害者、发生地的居民以及负责案件的警官,查阅了大量的警方记录和报纸,积累起足够三十集电视片分量的素材。然而从中理出一条剧本的线索并不容易,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同样改编自这一案件的舞台剧《来看我》(金光林编剧)的神助攻。这部剧将焦点集中在了三位主要嫌疑人身上,并想出通过广播播音找到线索的点子,这些都被沿用到了奉俊昊的剧本中。然而电影中的时代氛围却是舞台剧中并未触及的。
奉俊昊还查阅了大量外国关于连环杀手的书籍,其中一本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这就是由英国漫画家阿兰·摩尔创作,讲述19世纪末伦敦“开膛手杰克”案件的《来自地狱》。一直到今天,奉俊昊都经常在采访中提起摩尔的名字。《来自地狱》从皇室阴谋论的角度解读开膛手杰克,把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案件联系起来,通过呈现整个时代的风貌来考证凶手的身份和动机。在漫画的每一页下面,摩尔都留下了大量考据和理论的注脚。结尾处,开膛手杰克道出了那句名言,“这仅仅是开始,不管好坏,二十世纪马上就要降生了。我接生了它”。阿兰·摩尔的整体论历史观——认为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而个人不过是顺应潮流,这种将个体的罪恶转化时代的罪恶,注重故事的社会隐喻性的创作手法给了当时奉俊昊直接的灵感。
回首80年代,奉俊昊嗅到的是宵禁的日子街道上死寂的味道。研究资料时,他注意到华城最后一位女学生的死亡日期是11月15日,“在我们那代人的生活中,每个月15号是军事演习的日子,家家户户和公共场所全都一片黑灯瞎火。我一想到那个女孩就是在这样一片黑暗中死去,心中就充满了愤怒。”《杀人回忆》的故事重点并不在凶手身上,他只是一个“麦格芬”。杀死女孩的不是凶手,也不是像小丑一样办事效率低下,所到之处鸡飞狗跳的乡村警察,而是时代的黑暗。奉俊昊通过《杀人回忆》所做的是揭开韩国人集体记忆的疮疤,进行的一次精神分析意味的驱魔行动。
影片的结尾转到2003年,宋康昊的角色放弃了警察的行当转而从商,搬进了首尔的公寓过上小康生活。然而路过当初那一片稻田时,他忍不住俯下身来朝着当初发现受害者的石板下观望。从1986到2003年,韩国发生了经济腾飞社会巨变,一代人对于军事独裁时期民主运动的流血记忆被掩埋和冲刷得无影无踪,然而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有一件闹鬼的房屋。正如同片中最终承认案件无解的斗满(宋康昊饰)那句“我不知道”充满了挫败无力感,个体除了被历史的滚滚车轮席卷前行之外别无选择。当《杀人回忆》这样一部电影披着类型片的外衣出现时,韩国观众猝不及防被它的丰富隐喻所击中了,它不仅最终没能抓住凶手,甚至从头到尾都是对于混乱、错误和挫败感的不断重复,然而重要的是那段历史如同那些死去的女孩——被后人“提及”了。在《杀人回忆》的结尾,这种揭疮疤的行为有了一丝弗洛伊德学说解救与升华的意味。甚至当年投身学运并遭受过牢狱之灾的热血青年奉俊昊,也对片中的勇固(金罗河饰)失去的右腿——曾经用来践踏嫌疑人和示威民众的右腿展示了同情,历史和它的民众得到了忧郁的和解。
奉俊昊的影片中混杂了表现主义的夸张情绪表达与写实主义的镜头风格,深受萨姆·佩金帕、约翰·弗里金德以及约翰·卡朋特这些七八十年代好莱坞类型片大师的影响,同时他影片又有一股韩国气质令人无法忽视。《杀人回忆》那段著名的犯罪现场的长镜头中,进入画面的人物不停地滑到的滑稽形象,与警察们弱智可笑的查案手段相得益彰,令人忍俊不禁。到了后来的《汉江怪物》,法国《电影手册》特地给这种主人公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喜剧效果起了个名字叫做“piksari的艺术”(piksari韩文意为“破音”)。
关注底层和社会残破面的世界观可以是后天形成的,这与奉俊昊大学时期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密不可分,然而他将现实和概念转换为构图语言的能力却是天然的。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后来成了首尔一所艺术设计院的院长,母亲是韩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意识流文学大家朴泰远的女儿(朴泰远在韩国战争后去了平壤而与韩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年少的奉俊昊与书本为友(他曾经熟读父亲书房里的20卷韩文版大英百科全书),并且很早展示出了绘画的天赋。观看电视上的外国电影,他总是将片中被剪掉的暴力色情场面在脑中演绎出来。当时的韩美军电视台会播放大量没有韩文字幕的英文电影,奉俊昊同样如痴如醉,虽然他纯粹是在看画面,情节靠脑补。在准备电影中关键场景时,奉俊昊事先会在大脑中精确地设计,并能绘出令人惊叹的分镜草图,拍摄时很少做出修改。他也总是将关于希区柯克镜头创作的书籍带在身边,琢磨着如何能将一个普通的过渡场景也变得充满戏剧性。
在《杀人回忆》最后描述嫌疑人“长相很普通”的女学生,斗满反复强调自己能够通过和嫌疑人对视来判断凶手,这些情节都是一些精心设计的双关和对主题的呼应,而地下室、水沟和隧道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又有些神秘的意象,成了奉俊昊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元素,并被赋予了隐喻的价值。尽管没有像父亲、哥哥姐姐那样走上艺术设计的道路,但奉俊昊他在影片所做的将零碎影像素材以创造性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言此意彼”的讽喻效果,同样是一种高超的设计艺术。
结语
《杀人回忆》让奉俊昊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能力获得了极大的肯定,时至今日它依然被韩国媒体公认为是本国影史佳片之首。这部影片的成功对于奉俊昊本人的心理也是一次驱魔,由此他终于摆脱了出道时期的自我怀疑(他甚至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写出一部长片剧本,或者一辈子只能当约翰·卡萨维茨那样的独立电影导演),并且在作者风格和大众心理、商业手段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而之后他在《怪物》和《雪国列车》等作品中对类型片的探索更加大胆,对商业的追求也更加坚定。(原载《大众电影》)
(实在受不了那么些乱七八遭的影评了,于是自己抽空写了一篇最客观的)
首先,凶手绝对不是一个人,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作案手法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先来梳理梳理六个受害者:
1.第一个受害者:朴宝姬——臭水沟(红衣服 丝袜勒死 手绑在后面 嘴里没东西 内衣被小孩拿去玩耍)
2.第二个受害者:李香淑——谷堆旁(红衣服 丝袜勒死 手绑在后面 嘴是用袜子装石头从脑后绑的 内裤套在头上)
3.第三个受害者:董和苏——腐烂的(红衣服 丝袜勒死 手绑在前面 嘴只是被塞住 内裤套在头上)
4.第四个受害者:朴明子——工厂边(脱掉红衣服 胸罩勒死 手绑在后面 嘴是用袜子装石头从脑后绑的)
5.第五个幸存者:疯女人——去年9月(内裤套在头上、嘴是用袜子装石头从脑后绑的)
6.第六个受害者:安美善——稻田里(阴道里面有9片桃子、内裤不在头上、胸罩也在一边)
7.第七个受害者:女学生——树林里(阴道里面有原子笔、汤匙、内衣完整、腿部被绑)
通过总结以上受害者的情况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作案手法是有变化的,而且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模仿地有些拙劣甚至开始走样,前两个相似度较高,但到第三个,手绑在前面、嘴也没有用袜子装石头来绕头绑住,仅是被衣物塞住,捆绑手法发生了流变;第四个受害者专门脱掉了红衣服仍然被杀害,而且从后面的审讯可知,她是被胸罩勒死的,不是丝袜,作案目标和作案工具都发生了流变;第五个幸存者其实是最早的一个,所以与前两个相似;第六个受害者内裤不在头上,胸罩也在一边,阴道里面还有9片桃子,其嫌疑人性别都值得怀疑,同时也开启了塞物品进去的先河;第七个受害女学生,阴道里面有原子笔、汤匙便是对上一个的模仿,更值得的怀疑的是,她的内衣完整,腿部被绑,有可能根本没有被强奸,纯粹只是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杀害。
以上种种,以最直接的证据否定了凶手是同一人所为,真相是模仿作案,其实在片头导演就刻意安排了一个小男孩,莫名其妙地一直模仿警察,不仅模仿他说话,还模仿他的语气及动作,“模仿”早就被暗示出来。那么凶手都是谁呢?很多观众其实被影片最后小女孩的话所迷惑,以为凶手是某一具体的人,且仍然逍遥法外。
其实,凶手是谁并不重要,小女孩在描述那个人的外貌时,用到的词语是“平凡”,而当警察再次追问时,小女孩说:“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形容一个特定的人的外貌总能找到适合的词汇,然而小女孩描述这个人时用到的都是“普通”,为什么一定是“普通”?
因为凶手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谁都可能是......
他可能是锅炉修理工(因为他修理时听到了审讯室里的所有作案细节)
也可能是森林里的警卫(因为他在岗哨的墙上画了张开腿的女人下体、并色眯眯地看女警察的屁股)
还可能是傻子的父亲(因为他是采花大盗、警察烤肉时他在门外紧张的偷听、傻子看到其实就是他父亲,而且还有三次)
而被当做头号嫌疑人的朴贤奎,起先可能真的是无辜的,唯一的幸存者说他手嫩就以此确认,简直荒谬,我都忍不住替他说一句“手嫩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且在下雨天向电台点首歌又怎么了,现实生活中可能你反而会觉得他浪漫,但即便如此,我觉得最后一个女学生就是他杀的,但是不为强奸,而是为报复,被警察这么一闹,全镇都觉得他是变态,他坐在小饭馆里喝酒,路人皆投以议论的目光,换做任何人,都会为这个事而愤怒,更何况还是在那个愤怒的年代,于是他决定报复,四个点佐证:
1、他有十分吻合的作案时间,帅警察刚跟丢就案发,就像他自己说的,怎么可能这么巧;
2、选择目标时摇摆不定,且最终挑女学生下手,我猜啊,他作为一个柔弱的男人,单挑成年女性可能心里还是有些没底,万一对方反抗过猛没打赢就尴尬了,还是女学生胜算比较大;
3、他作案时将文具、汤匙整齐摆放,这与他整齐的房间摆设形成性格上的呼应,而且那双手的相似度很高;
4、女学生内衣完整,腿部被绑,那种体位下强奸还是有难度的,而他只是将原子笔、汤匙塞进去,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强奸,这种做法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报复性,符合他的动机,另一方面他可能是同性恋,胖警察翻看他房间相册时,里面很多两个男生的合影,有穿军装的,还有半裸的,要知道导演安排道具的时候不会平白无故。 所以他杀害最后一个女学生的可能性很大。
我会永远记得宋康昊最后的那张脸,那张脸告诉我凶手远不止一个,影片当时在韩国上映的时候凶手可能就坐在电影院看着这部电影,宋康昊盯着的就是观众,而凶手可能就在观众之中...(影片的上映时间是2003、影片最后的时间点也是2003)
其实,这个片子最值得品味的,并不在于真相的悬而未决,而在于人性的挖掘(那个原本冷静理性的正义警官终究变成了暴戾愤怒的私刑者),更在于个体命运的悲剧和动荡不安的时局所共构的社会图景,案件背景正值韩国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而警察作为镇压示威游行的帮凶,本身就引起民众的不满,再加上办案无能、暴力执法,警察的公信力丧失,沦入了塔西佗陷阱,再加上媒体新闻的过度报道、作案手法的众人皆知,最初的个案终究演变成了连环案、谜案......
所以,真正的凶手其实是“那个时代”吧。
这片给我的阴影才是史无前例好么?5年前大学拉片课上看的,看完了已经半夜12点,我走回寝室腿都抖的站不起来,一年中再也没吃过桃子。奉俊昊和宋康昊联手,真不是闹着玩的,经典至极。
那种抓不到、还被调戏的无力感
想到真凶可能会若无其事坐在电影院里面,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里宋康昊含泪的双眼四目相对就觉得好惊悚
拍得非常好,是不是传说里的评价太好了,我竟然有点小失望,一直到片尾也没满足。
一部很普通的电影。
偏向于多人效仿作案,凶手不止一个。最后女学生是小白脸杀的可能性很大!言行逼供了三个人,只有小白脸最态度反抗、眼神一直有特写是充满恨意的,因为他并没有杀人还要被诬陷。出来后在酒馆喝酒,女学生从窗前走过也对他指点议论,让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已经彻底毁了洗不清了。所以最后警察媳妇和女学生同时出现他选了女学生。还有下手之前扶着树干的细嫩的手的特写。可能真的是出于报复——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凶手那我就真杀个给你们看看。DNA对不上是因为之前那个真不是他杀的。还有开头第一个案件发生后男主抓了很多个“嫌疑犯”,这里有个细节,几乎每个人都是面目可憎凶神恶煞的。因为男主潜意识认为杀人犯就应该长成这样的气质和模样。然而结尾小女孩说凶手“就是个普通人啊”是个记不住长相过目就忘的路人。每个平平无奇的人背地里都可能是凶手。
又看了一遍,想当年第一次看这片时,我还恍惚觉得案子都没破就结束,什么玩意儿?!可多年过去,每一次重看,都更坚定地确定它的完美。一个没有找到凶手的故事,编导把它拍得悬疑跌宕而富有深意,看似普通实则卓尔不群,作为热爱电影的人,从这片里会深感电影的魅力
生锈的铁钉斩断穿军靴的腿,切块的桃子夺取穿红裙的命。沾泥土的符咒能够显现犯人的轮廓,巫师般的法眼能够看穿恶人的真容。电台里的歌是靡靡的安魂曲,夜幕中的雨是淅沥的生死符,捉不到的凶手是人性的传染病,无休止的警报是时代的创可贴。拥有一双能够看穿犯人特殊的眼,却看不穿普通,普通最致命。
真实事件玩了全世界,电影玩了你,总觉得离真相很近了,而真相却是没有真相。★★★★★
刚看了这部传说中的神作,为电影极富层次感和寓意的摄影,超强的故事张力和节奏所痴迷,没有结局的故事或许不适合很多人,但电影的故事就是告诉你,如何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迷失。。。
尽了一切努力的人们,除了忍受过程中的一切痛苦,还必须忍受“事情可能是没有答案”的这一事实。
还好柯南最后没出来
在一个法制混乱的年代里,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罪犯和恶魔。
这并非一个寻求真相的故事,而是关于真到底相如何被整没了……
配乐用绝了~现实中不了了之的案子实在太多,可电影中几乎很少看到。
不单只是杀人案,韩国在那个时代的回忆也都融在其中,化成了一幅背景
凶手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社会。
当整个警察局为扣押的是否是嫌犯而陷入一片争吵,那首每次杀人前都会被点播的情歌轻柔的响起,原来外面又开始下雨了——那一刻真是惊悚到无形。
总之一句话,一部让人窒息却欲罢不能的作品,喜欢所有演员的表演,韩国电影的颠峰之作。★★★★★
嗨凶手,你也在看这部片吗?送给你的,杀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