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隐匿的人性——历史中的史塔西和柏林墙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
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2 ) “捕片捉影”之《窃听风暴》
1、相比本片通行的译名,我更喜欢另一个,《别人的生活》,更配得上这部电影内敛、忧伤、沉默的气质;
2、在本片的最后,当编号为XX/7的窃听员拖着小箱子沿街派送信件的时候,他的背影,看起来孤独极了,但是,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那里,也许平静得像落满了花瓣的湖面;
3、如果某些人优越的人生,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悲惨生活来交换,我们会怎么做?会视而不见的吧,因为我们是优越的那一方。会逐渐习惯的吧,因为我们的悲惨似乎很难反抗。但是,电影里的那些人,却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4、真正的恐怖,不是电梯里遇见鬼,而是,前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
5、所谓的良心,不是随手给路边的乞丐一枚硬币,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期望温暖的平静,即使知道前路一片泥泞,依然,不回头的,风雨前行。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电影里出现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感动,会让我们眼眶湿润,那是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人,似乎从来不会出现;
6、影片当中,扮演窃听员XX/7的演员拥有令人赞叹的演技,他似乎有一颗大理石做成的心脏。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亲人,但他顽强地活着,就连喜悦,也要被掩饰起来。但我们能明白地发现,最后那一个镜头里,他对营业员说: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他脸上的那份轻松与满意,足够使他,觉得人生都不虚此行;
7、如果有人以为,影片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现实,已经足够黑暗而恐怖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太乐观了些,为了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为了平静地活着,其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将打字机藏在地板下而已;
8、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许,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到最后的时刻,色彩终于明亮了起来,但是,明亮永远只是暂时的,会有新的黑暗,很快来到。只要人心不变,凡事都不会有改观,但是,人心会变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9、本片最令人感动的一个镜头,出现在作家的演员妻子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窃听员XX/7跑上前去,喃喃说道:您不要死啊,我已经把打印机转移了。可是,一切都晚了,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疼;
10、如果谁去期望,仅仅一部电影,能留下多少感动,能让人心有多少改变,那,太天真。我们依旧,在黑暗里活着好了。
3 ) 良知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4 ) XX7号?一个都没有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5 )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6 ) 枪口抬高一公分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