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当年的许晴风姿绰约，笑起来的酒窝更加娇羞可爱；当年的陈道明同样儒雅老练；当年的何政军初显亮剑里政委的影子。这个片子，显然比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庆生大片耐看许多，殊不知是我党宣传策略的退化还是民众的恶趣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单说中国外交和顾维钧。恰巧今天在地铁上一直在重温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那半个算是顾维钧了。但是，只有顾维钧科班出身，他11岁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3岁考入圣约翰书院，16岁自费赴美留学，17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学士学位，24岁获得硕士学位。因此，顾维钧可以说是一路上喝着洋墨水长大的，那么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了若指掌，行事风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自然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和好感。但是，彼时的中国是独立于西方规则之外的弱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丛林里，可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紧的是面子不能丢。在古老的国家里，礼数和宗教的仪式要高于国家利益，以为这是皇权专断的唯一来源。片子刚刚开始，顾维钧便遭到法国暴民的侵袭，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还是来到了摄像机镜头：规则比面子要远远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陆徵祥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顾维钧依然争辩“我们还有机会”，规则给你上诉的机会，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别人钻了空子。当然，顾维钧最为出色的表现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争论山东问题。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怀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说出反驳日本人自己的话，然后扩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着便抛出那有名的“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不仅震撼欧美代表，而且从心理上把中国问题转换成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最大程度的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国几十万名劳工在欧洲战场洒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驳了日本人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精妙绝伦。这一篇慷慨激昂的辩词，基本上遵循了反驳-摆出论据-立论的路线，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个环节中，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简直妙极了！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失败，但他无疑成为外交界的新星并开始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 虽然顾维钧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刚还是吝啬的把他列为那半个外交家。那么周恩来和李鸿章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奖呢？其一，他们两个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长，可以和国家最高权力和机构直接对话；其二，他们都非科班出身而凭靠“外交天才和个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终生成为红色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当时的环境无非是“内劝昏君，外御强权”。中国自从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再无外交问题，设立的理藩院成为“司局级”单位也是把外交问题化为“内交”。唐德刚先生说古代中国的朝廷便是现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我看不假。到了现代，由于对外战争的回应，清朝慢慢开始建立现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从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则和怪兽无异。选择历史逻辑，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规则并获得规则的高度认同，审慎得调和权威和弱国之间的身份落差，推动国家进步，便是周和李的过人之处吧。 几个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43人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二、1946年顾维钧在1924年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陆徵祥任外交总账率领中华民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但其参与过签署“二十一条”。 四、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华民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顾维钧也是其延揽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为。

被人看不起的那个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我的1919》，最近再看完它，内心总是波涛汹涌，为那个时代下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赤诚儿女们深情点赞，他们在那个灰暗的时代，活出了一束耀眼的光，照亮了后辈们前行的路。

如果说拥有全权代表职位，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顾维钧先生是生活在镁光灯下的耀眼星河，那么，他的好朋友肖克俭则是在黑暗中点亮那些镁光灯的勇士。

一个为外交而生，一个为爱国而亡，生命鲜活而炽热，令我们无比佩服。

肖克俭和顾维钧都是爱国勇士，顾维钧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爱国撑起一片天。肖克俭用自己的演讲和倔强，为爱国铺好一条路。

在时代的洪流下，顾维钧令人敬佩，肖克俭也同样令人敬佩。

当然，最初的肖克俭，是不被认可的，就连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顾维钧也不例外。

一向隐忍克制的顾维钧不清楚好朋友肖克俭这样做有何意义，是有助于国家，还是有助于人民？顾维钧不留一点情面，直接质问过他。

可一向被别人认为是鲁莽，做毫无用处事情的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当他得知作为战胜国的祖国，在巴黎和会上仅仅给两个席位搪塞的时候，他愤怒了。他组织起爱国人士，一起发出抗议。他们质问外交团，抗议英、法、美、意的居心叵测。

他也因此被捕入狱，后来被放出来后，又被殴打得遍体鳞伤，他也无怨无悔。

当妻子拿到外国人拍的国人参战的照片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外交官好朋友是否用得上，是否在巴黎和会上有助于好朋友的发言。

所以，他不顾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他的娇妻，一心投奔到为心爱的祖国摇旗呐喊的事业上。

顾维钧在会上将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怼得哑口无言，最卓有力的证据是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它足以推翻日本的胡搅蛮缠，也足以证明祖国为这次战役付出的诸多努力。

那场辩论，顾维钧赢了，肖克俭的努力做了大贡献。

后来，日本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几次交涉无果后，英法美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包庇日本的巧取豪夺。

肖克俭看透了英法美的丑恶嘴脸后，他聚集起爱国人士，阻止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竭尽全力为祖国捍卫尊严和死守底线。

甚至在看到好朋友时，拳脚相向，想以此打热他体内已经冰冷麻木的华夏血液。其实，好朋友顾维钧从来没有弄丢过他的爱国心，只不过是与肖克俭不同的方式爱国。

老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肖克俭和顾维钧属于前者，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属于后者。

后来，眼看着英法美越来越受日本左右，便和一群爱国同僚们抽签决定谁去英勇赴死，以此换取英法美的关注，以此打消支持日本的念头。

后来，肖克俭坐在英法美国旗拼凑的大旗前，在滚滚大火中献出了生命。

可能很多人看到肖克俭的做法会觉得他幼稚，又或者觉得他一意孤行，毕竟他从未考虑过妻子梅的感受。而且，就像顾维钧说的，他这样做不知道是有助于人民还是有助于国家，站在外交官的立场，好朋友肖克俭的行为甚至会给外交带来不利。

可是站在肖克俭的角度想，他不顾个人安危，顾不得妻子，不惧列强的欺辱，敢于在异国他乡唤醒华人、国人们的爱国热情，燃烧赤子之心，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激情。

他很清楚自己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也很明白自己的做法太过激进，但他很明确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热爱祖国，所以他不惧狂风暴雨，依然勇往直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多少人苟且偷生，有多少人离经叛道，有多少人忍辱负重，而肖克俭却敢于掷地有声的为祖国努力奋斗，不屈不挠，这是何等的赤诚？

别说是生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的人们，敢于向祖国掏出真心和实意，就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却仍然有人崇洋媚外。

很佩服肖克俭的勇敢和执着，为了爱国的初衷，坚持到底，哪怕付出生命，他依然是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和怀念的爱国志士。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有血气的民族，虽然现代社会很多人以为我们越来越没有民族心，但这其实只是因为这种气息不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可一旦有人攻击或是侵犯我们，中国人也必定不会屈服。 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有四万万人民的“大国”，但在国际上，中国的地位远远抵不过加起来还没有中国人多的英、法、日、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五位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一场道貌岸然的分赃会议。 顾维钧无疑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但我同样也很受肖克俭的触动，这不代表我对他的赞赏或者是反对，这仅仅是我对他的行为十分理解，也不觉得有奇怪的地方。肖克俭应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角色，人们无法否认他的爱国情怀，却对他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认可。捐生殉国这种行为单纯看确实是过激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周围一切无法改变，发现一切行为不能对敌人造成伤害，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候，对于正直不阿，性格刚烈的人，这似乎成为了唯一种可以影响到对手的，唯一一种可以坚守立场保护想保护东西的途径。 当时我几乎潸然泪下，但还是忍住了，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笨拙的人，拼命的留住拼命的保护一些东西，但结局总是不好的。 通过这些激烈的方式，往往没有带来我们想要的结局，他的死对那些恨不得一口吞下中国的人并没有任何影响，应该说一个并非挚亲挚爱人的死很难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不过这么说确实显得我是个毫无同情心的人。生活给每个人带来了很多东西，就这样剥夺掉这一切，是非常残忍的。但说来惭愧，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些的影响，只有在恍惚间，想起这件事，感叹一句世事无常，再无其他。 相比较肖克俭的做法，顾维钧的做法更让人欣赏，他更多的在精神层面上抗争，他用那一个雄浑却单薄的嗓音在国际上发声，以一人之力面对所有的艰难险阻，这样的举动确实十分光辉伟大，每一次争辩的场景都亮点不断，每一次争辩都忍不住拍手称快，在观影中因为民族情绪不断高涨，顾维钧在我心中犹如神明，但现在，坐在写字桌上，认认真真的提笔来写，却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以一敌百，力挽狂澜，似乎这样的英雄形象更受人喜爱和追捧，经过这样的加工和改编，让电影更具艺术性，但历史需要真实。 而后我了解到，历史与这相差无几，只有些细微的改编，一颗吊着的心这才落下去，我想感谢的顾维钧，本不是电影里的顾维钧，但没有电影里的顾维钧，我也不会知道历史上的顾维钧。电影，呈现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