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女之吻

认识电影

8.9

[美] 路易斯·贾内梯 [瑞典] 英格玛·伯格曼 [日] 黑泽明 等供图 / 2007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第十章 意识形态

坎普趣味(Camp sensibility)尤其和男同性恋文化有关尽管并非该文化所独有。异恋女星如梅·蕙丝、女丑星卡露·柏奈( Carol Burnett）和贝蒂·米德勒( Bette Midler)都有这个层面。它也不是所有同性恋的特质,如爱森斯坦、茂瑙、让·维果( Jean Vigo)和乔治库克都是同性恋,但他们的电影可一点不“坎普”。(嗯,也许库克的《女人们》算吧!)阿莫多瓦则是个中翘楚,他的喜剧如《斗牛士》( Matador)、《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都富含“坎普”趣味。

坎普电影最喜欢用喜趣嘲讽常在片中放些古怪、大胆的角色,比如邪典(cult)影片《洛基恐怖秀》中的角色,坎普喜用过度艺术化、人工化的处理,媚俗、华丽——比如顶着大筐香蕉在《高朋满座》中跳舞的卡门·米兰达，她的舞也是坎大师柏士比·伯克利所编。

坎普也用了很多舞台隐喻:扮演角色、爱抢戏的表演和人生如戏的比喻,比如索妮亚·布拉格在《蜘蛛女之吻》中所的受折磨女主角。此外,华丽俗气的布景和服装(品味粗鄙的)也是坎普趣味，坎普高举某些女星为“小众迷“偶像,尤其是琼·克劳馥和拉特纳演的花哨女人电影,原本严肃的角色被她们弄得匠气十足,并且都是受苦的牺牲者角色吃尽苦头却又生存下来,重要的是她们除了吃苦,还都穿着设计师的华服住在奢华的大厦中。

本片虽然以革命为大背景，并且被归入同性题材，但本质却是探讨爱情价值的电影。莫利纳即是法国歌女与蜘蛛女的化身，亦是爱情高于一切的价值化身，其男性身份其实反而是内心情感的掩护，将其生理与心理分离得更为鲜明，从而使观众更容易将其口述的电影形象作为其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正如他所说：“我的内心是一个女人”。

威廉·赫特的表演十分出彩，立体地诠释出了一位陷入爱河的同性恋者形象。一方面，他在牢狱里悉心照料自己爱上的男子，尽显其细致与温柔，而另一方面，面对想要从他嘴里套消息的狱方，他虽胆怯但依旧不失理智地与之周旋，为爱人尽可能谋取一线生机。莫利纳的心中确实住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因社会的偏见而住在一座孤岛上，无人能真正走进，于是她在自己的周围结了层层叠叠的网，隔绝的同时亦在自我放逐与迷失。当瓦伦丁被迫闯入她的世界，被迫去听她的心声，她的网也将他缠住，从此她开始渐渐与爱情融为一体。

爱使蜘蛛女重生，亦使蜘蛛女凋零。那一吻里，莫利纳彻底沦陷，那一吻后，他只为瓦伦丁活着。归结原因，究竟是爱情的力量过于伟大，还是时代太过动荡，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迷茫与不安，于是爱情成为了一种追求自我的精神寄托？于是想起了戴锦华评价《霸王别姬》的一段话：人物的强烈情感和这种情感不断失落，人物被赋予的价值和信念不断被剥夺，人物一次次被驱使向背叛，而所谓的历史则变成了一种景片式的标识。

抓自网络

威廉赫特。我读大学时（80年代）赶上他红火的时期。连续演过几部好片后，突然就近乎消失了，至少不是位居要津，感觉他的个性对演艺事业感到可有可无，具体状况我没去追踪。

我用红火来说他的「当年」挺不精确，至少在当年的台湾不精确。他在台湾是介于小众、大众之间的那种，不是汤姆克鲁斯、布鲁斯威利那种红翻天的艺人。当年在台湾很少听见有人説我好爱威廉赫特，我几乎没遇过有个人这样说过，当年跑影展的人（譬如喜欢看侯麦、谈贾曼）也没这样说过，不是看不上他，而是容易忘记他。跑院线片的大众对他很肯定，但也会忘记他。

我想主因是威廉赫特看起来太斯文，而且是“社会人士”的那种斯文，对年轻人来说他是“大人”，有距离感。年轻人感觉不出他有什么魅力，他看起来像温柔但老古板的脸，即使当年的文青会说「我好爱蜘蛛女之吻」这部电影，好象也很少听人讲天啊我爱死威廉赫特。这样回想起来，好象我们班上有两三个女同学讲过好爱他，但过了也就过了，不会一直留在心中，若几年后有人提起才会説他好棒，问题是也没人提起。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爱同志（威廉赫特在《蜘蛛女之吻》饰演男同），文青没有不友爱同志的。当年的文青和现在的文青都友爱同志，只是不像现今的文青喜欢借此表现自己思想进步，他们庄严敏感到可能看到「三八大姐」这标题就大叫是种冒犯。

或许以前的年代比较自然，比较平常心，试想身边同学朋友很多是同志，你没事就跟他们説天啊我好爱同志，那岂不是让他们尴尬。

总之在我心里威廉赫特的地位很高，80年代他还演了大寒、收播新闻，这两部也超好看的，但提这两部的人不是很多，我当年就一直説这两部好。

《大寒》是讲“同学会”，一批毕业多年的老同学，因为其中一个同学自杀后大家见面了，重新相聚，各有各的生活机遇和思想感触。这种安排设定，感觉老生常谈，你如果也做一部这类的戏也很难有人跑出来抗议你抄袭，这是很多人（不必学艺术）都想得出的类型，只是引子不一定是丧礼，兴许婚礼亦可。威廉赫特饰演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但吸。毒的人，若我没记错，他在同学们聚会到一半时跑去一个小房间弄这个。他老兄找了张桌面做起小手艺活儿，然后把白色粉末深猛的吸入鼻腔。参与本片全体演员们当时可说都是要红不红的B咖，很有意思。

大寒

《收播新闻》也是很好看。女主超会演的，眼睛很活，演一个机灵的女记者。这女的后来更上一层楼演了名片（好象叫女钢琴师还是啥的，我看过但忘了，刚查了在大陆叫《钢琴课》），但我觉没有她在收播新闻好。这部片是讲新闻记者圈的人格扭曲，竞争与压力，以及尔虞我诈的内斗外斗。女主在片中时而没来由的爆哭，让人拍案叫绝。

威廉赫特演男主，好像是个新闻部门的主管。我记得他在片中道貌岸然，有点一肚子坏水。这让我想起王孟源（一个住在美国的天才，他的微博值得关注）曾写自己90年代在美国率领一个高手团队，制作出第一个用计算器选购股票而致富的神秘软件，从而和一批美国人和法国人交手之种种，过程十分精彩可怕，那些都是权势很大的老狐狸（貌似威廉赫特演的这种有知识份子气味但阴森又幽默的大老板，表面上很随和且讲理但……），王孟源回忆那段的过程简直可以拍成电影。

无论豆瓣给上述两片几颗星，我建议友邻们用五颗星的心情想象来看这两部片，只因观念在年轻时就要打准，不要认为它们不是艺术评价很高或电影课程老师会提到的片就忽略。有一种电影是气息大众（平庸）但无比好的，这两部就是这种。好东西很俗但不俗气，就算流俗也不庸俗或恶俗（湾湾电影近年很多庸俗又恶俗的东西，用小清新＋批判来包装，很假很作，但大陆文青很捧场，我再三得劝两岸文青醒醒）。

不然你这样想好了，《碧海蓝天》原名叫Big blue，多酷啊，可碧海蓝天的六年前就有Big Chill这种片名了咧。而且Big Chill（大寒）是谈家长里短却安上这种片名，是不是有点滋趣。

90年代初期他演了温德斯《直到世界末日》（直到世界尽头），我记得还不错看啦但忘光了，且我看的是录影带（录像带）画质也不是太好。我退伍隔年（93年）春天认识一女子，她超爱本片，自认女主角的个性和她相似，也爱里面的歌曲和音乐。有鉴于交往之诚意，本人就跑去买了CD原声带，也找了录影带来看。她好像在电影院看到本片的，那时我正在当兵。（男孩在大学毕业后的几个月内立刻去当兵一年十个半月，这是当年的规定）

不过大学时我在电影院看过温德斯的《德州巴黎》，对老温有一定的推尊，或许凭着这点我和该女进行些交往就不是难事了。此女凡国际影展之类的活动必不错过，还好大学时我也跑过这些场子。记得她还喜欢《新桥恋人》，这部我也觉得好。此女颇好淫，带给我人生一段曼妙的回忆，在此合十朝天一拜。

威廉赫特大概在我看过的以上四部（当年一定还有别片但我没看到）之后突然消失。我忘记此人多年后，才在《AI人工智能》看见他出来客串。这片还不错，但我对本片导演向来觉得很烦人，好莱坞后来搞出许多大烂片，在我眼里他是罪魁之一，哇哈哈哈哈。《AI人工智能》本来是库伯里克的构想，而库伯里克在我眼里也是被长年过誉的人；有才没错但没那么好啦。

◎

我写这篇，是因为「偷」看友邻的板上标签了《蜘蛛女之吻》，这让我心头一撞。这部片的内容我忘光了，只记得威廉赫特很棒。80年代这片我是看录像带。记得院线片上映过，但我可能还在读高中或大一总之没跟上。

那个年代是这样，谈到同志、意识形态的东西不会太去着重（不是说完全不着重，至少影评人爱写得很高深），所以一部好电影你可以感受到所谓「和平与爱」的鸡汤情怀才是重点。如果导演很会拍，加上些手法，演员又很有两下子，整个片子的力道、味道就更好了。基本上威廉赫特的演技风格，在每部片里几乎都是不大快乐但悠然细致，活得有点压抑懦弱，顺应世道。若演「坏人」则是城府深冷。他的「不大快乐」并不彰显，很藏着来，脸上没戏。但《蜘蛛女之吻》因为造型上的突出，以及他的许多女性化动作（如果我没记错啦），以及导演做出的魔幻剧场感，让他成为话题。

基本上原著就是经典。记得也有剧场版。

我希望这两天能找到片源，重看一次。夜半把故事内容重温了一下（本来忘光了），网络上有一篇署名刘肥燕的文章，最后这两段虽然有点教条味但写得不错，我截下来。

看了故事内容后我很震撼。我觉得湾湾的法西斯绿青（以及排外的法西斯港青）应该来看看本片，或许可以领悟自己的虚妄。但这很难。况乎搞不好虚妄的是我也可能？我顶多不妄但也够虚，但还是虚，是吧。

如果要说个鸡汤的，我想本片在错乱难辨的一切中最后剩下的是还好握住了人性中的基本柔情。

本片另一男主，演得如何我忘了，当年我太年轻没注意到他。爬文发现已故去多年。

摘自网络。作者刘肥燕。

《蜘蛛女之吻》改编自阿根廷作家普伊格·曼努埃尔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要场所是一间牢房，这里关押着同性恋莫利纳与政治犯瓦伦丁。莫利纳通过给瓦伦丁讲述影片故事来打发时间，然而接近瓦伦丁却是当局给莫利纳安排的间谍任务。影片的最后莫利纳爱上了瓦伦丁，他在当局面前隐瞒着瓦伦丁的秘密。假释出狱时，他答应了瓦伦丁为他传递组织消息，因被警察暗中监视，莫利纳在混乱中迎来了死亡。

影片开始时，扮演着电影女主角身姿妖娆的莫利纳似乎在用他的姿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生理性别为男性，但他的心理性别为女性。他既是好莱坞电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扮演者，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认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然而，莫利纳不是在凝视女主角，而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渴望成为男人凝视中的女人。

对于性别身份认同，朱迪斯·巴特勒将这些身份视为表演性的，这意味着相同的身份由相同的仪式性实践组成，该仪式性实践反过来赋予主体意义与连贯性，而这些含义在实践发生前并不存在。行为、表情与欲望造就了核心内在性别和主体实施者的幻觉，但只有通过重复这些话语性的实践主体，才能保持原先的身份，同样的，就是这种重述为社会的颠覆性变革提供了可能（Mariela Peller, 2009）。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学说揭示了异性恋社会性别认同的机制，在不断地重复与演绎过程中，生理结构成为了社会性别的评判准则。同时，这种性别表演的机制正为非异性恋的群体提供了一个颠覆的口子。莫利纳渴望变成男性欲望的欲望，他追求着真正的男人。他感伤地像一个女人，正如他对瓦伦丁所说的那样：“像女人一样心肠软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个男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只狗，或者搞同性恋的男人，不能多愁善感？”

在监狱中他似乎逃脱了社会对他的压迫，他曾哭泣着对瓦伦丁说：“难道我就不痛苦吗？”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他遭受歧视，并且寻爱不得。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他始终饱受回归正常与自我认同两者之间冲动的折磨。尽管这部影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因为在那个年代左翼是无法接受一个同性恋的，不过，监狱的存在替莫利纳挡住了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使其认同自我身份，成为一个女人。

瓦伦丁是一个政治犯，莫利纳称他为一个“圣人”，因为在影片中他经受严刑拷打、放弃情爱，始终以实现革命为最高理想。他压抑、克制自己对生存与爱的欲望，是弗洛伊德口中的“超我”型人物。瓦伦丁通过排斥感性、软弱以革命者的身份不断建构自己，当食物中毒后，他宁愿自己忍受疼痛也不愿将自己的软弱呈现给当局。然而，在最脆弱的时候他坦白说：“我不能承受做一个烈士，我被激怒了，我不想做一个烈士，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错误……我不想死。”在拷打昏迷后，他的梦里出现了他的爱人——玛尔塔。他似乎逐渐成为了一个有人性的、脆弱的人。

普伊格在1986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肯定说：“……整部小说都是对角色的反思，这两个受到压迫的社会角色，他们成为社会角色的囚徒，有趣的是，他们在某一时刻成功逃离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Mariela Peller, 2009）”。排斥与遗弃的另一面，正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脱离。孤岛般存在的监狱，短暂地安慰了莫利纳与瓦伦丁，赐予了他们一个不受“政治与性”压迫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