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

这种探讨科学正义性问题的主题在科幻故事中经常出现，对我来说并不新颖。

音响效果不太舒服，配乐也比较奇怪。

有良知的科学家是否应该参与伤人性命的武器的研发？
对家庭的责任、爱国心、作为人类的道义，这三者互相冲突时该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目前还不会有定论；
我认为只要是认真思考过后的决定都是值得尊重的。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 play is about moral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cientists should work on weapons. And of course, moral questions do come into it. Before we can make any judgments of anyone,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do. You can’t make judgment about anyone unless you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ir intentions.”

Michael Frayn 在一开始如是说。作为一个从事过核物理科研工作的人，即便我在事实上已经比大多数此剧的观众要掌握更多的核物理知识，却仍然无法声称自己对他们的意图有一星半点的了解。所以，以下的评论中，我也仅仅在谈论“剧中的二人”和剧目本身。而对于这场谈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2010年玻尔同海森堡未寄出的信件已经公布，却恰似戏剧的延续。


《哥本哈根》首先是一个关于立场的故事。

战争是科技发展的催化剂，很大意义上是指在战争局势下已有的理论知识被迅速转化为技术产品。这个转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少新生物在公众世界里获得一个固定的意义与定位之前便匆匆问世。对于武器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天生便带有“伤害他人”的原罪和“保家卫国”的荣光。事实上带有这种古怪的二元对立属性的物体不只有武器，还有发明武器的科学家们：他们一边属于自己国家的公民，一边又属于一个公开、联合的学术圈子中的成员。所以，在两者的诉求对立时，应该保留哪一方面的立场？或者说，哪一方的利益应当被首先牺牲？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部戏在谈论道德问题”，战争中的道德问题。

在以下两种情况中，知识的封闭比流通更有可能发生：一是没有公共承认规则的蛮荒丛林中，二是当该知识具有革命性、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世界大战即满足了条件一，而原子弹则满足条件二。并且，相比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和任何知识，以上两点都可以算作登峰造极。故而由此造成的壁垒，不仅高而且边缘锋利，容不下任何墙头草和中间派。理想的从属者应当接受自己单一的立场并且在行为上服从之。然而这样的角色在现实中很少存在，所以戏剧中单纯的好人或坏人都会给人以轻飘飘的纸片感：或者说，正是这些立场及道德上冲突和选择赋予角色以重量。

而知识的封闭并不会阻碍实际上技术进步的发生，无论是在剧中还是现实中：轴心国和合众国阵营最后都踩在了核武器的门槛上。而障碍本身——即知识交流的不可能性——才是更为困难的部分。


《哥本哈根》其次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事物的缔造者往往怀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我应赋予我的造物以意义，让它在合适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用途。但事实上，一件造物自诞生之日起便不再属于缔造者自己，而是属于能够接触到它的整个世界。从这个方面来说，科学家，尤其是那些热衷于发明创造的家伙，常常要背负许多额外的道德责任。所以在《哥本哈根》里，呈现出一番非常有趣的景象——那些强有力的政治家们隐去了身影，而柔弱无力的科学家们挺身而出，试图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去营造乃至欺骗：“造原子弹所需的铀量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马兰花开》也是一个有关责任的故事，但是剧中的科学家们所面临的矛盾仅仅是国家和个人家庭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时间点的分异：即核威慑建立前后。在核威慑建立前，没有人能确定这头凶猛的野兽是否还缚在自己手中；而核威慑建立后，重要的事情变成了牵起缰绳这件事本身。

而耶稣因为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而成为耶稣。其他人无知无觉是因为有人已替他们做出了选择。


《哥本哈根》还是一个有关交流的故事。

开放的交流是当今学术界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秉承着开源共享精神的互联网则被视为未来时代的标志。在和平的年代人们拼命降低交流的成本，而在混乱的年代一切则完完全全背道而驰。曾经情同父子的尼尔斯•玻尔和海森堡再次站在哥本哈根的花园里时，却发现已无话可说——流血的时局，分离的骨肉，败退的战争，诡异的政治，逝去的美好，以及各自科研的进展。当名为“客套”的烟气散去后，冰冷而破败的现实便横亘出来：他们站在这里实际上并不仅仅代表着他们二人。如果说他们之前自由交流的日子是路灯下的所见的话，那么此时的对话就像是摸着黑在阴沟里寻找丢失的钥匙——而对路灯下的细节越清楚，越无益于在阴沟的寻找。所以，在哥本哈根的重逢，首先便要求二人忘掉过去的经验。

《哥本哈根》电影里，客厅相见的一段呈现得极佳：海森堡被玻尔夫妇二人驱赶似地局促不安地走到客厅另一端，玻尔低着头，海森堡搓着手，唯有玛格丽特神色泰然，然而却站在镜子里，书架旁，谈话场外的暗处。而他们的微笑里只有彼此。虽然二人是站在华丽的客厅里谈话，阳光从背后的窗户里温度地打进来，但一刹那沉默的寒意却让人仿佛置身于冰冷的宇宙中，而他们则是漂浮在无边黑暗里的两颗星球。而两颗星球之间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样一个黑暗、残酷的宇宙中？刘慈欣在《三体•黑暗森林》中借面壁人罗辑之口说出了答案：猜疑，无法斩断的猜疑链。你无法判断我对你是善意或恶意的；你无法判断我认为你是善意或恶意的；你无法判断我判断你对我是善意或恶意的；你不能判断我是善是恶——你不能判断我是否会对你发起攻击。所以，我应当开火：因为不是我开火，就是你开火。

剧中的玛格丽特便是切断过去的这把刀：在大多数时候她呈现的是一种女人的刻薄而非温柔。每当玻尔和海森堡流露出一丝对“美好的旧时光”的幻想时，她便毫不留情地刺入。她让二人逐渐接受阴沟里的事实。所以到了决定性的对话时，完成使命的玛格丽特便不再在这个场景中出现。虽然这对话没持续几句便匆匆结束。


《哥本哈根》是一个有关（无法）理解的故事。

8月坐火车路过哥廷根时，我旁边的位子上来了一位老爷爷。他从手提包中抽出一支钢笔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字迹与空白交接的那页，沉思、书写。彼时窗外是六点钟的夕阳，我和同学在桌子上吃着晚餐聊着天。我瞟了一眼他的笔记本，上面全是数学公式，不少符号我甚至都不认识。

当时我的反应非常奇特：我感到有点新奇又有点害怕，于是便收敛起来，直到老爷爷下车才告诉同伴有关笔记本和数学公式的秘密。现在回想起来，老爷爷在火车上推导公式的场景却让我感到一些坚持和孤独，正如只身留在德国从事核研究的海森堡。火车上的我们和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际上都无从理解他们的想法。

“Does one, as a physicist, have the moral right to work on the practical exploitation of atomic energy?”

海森堡和玻尔究竟谈了什么，已无法完全还原。剧中的设定是海森堡带着一个建立核威慑的诉求而来。问题在于他如何让玻尔理解这一意图。这个男孩以一种恳切的目光询问导师有关道德的问题——然而玻尔转身，大跨步地离去。冲突在道德，而悲剧之手是（无法）交流。

冷静的德国人和不羁的北欧人，有力的年轻人和权威的长辈，一切差距都是理解的壁垒。况且这是一次离不开立场和责任的交流。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揣测出他人出于他们的立场会产生的想法，此时理解并没有发生，因为这想法还未经他人确认。但当海森堡鼓起勇气问出那个问题之后，友好的空气便已经消失了。确认不会发出，理解也无法建立。而海森堡却无法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建立的单方面的理解——无论是故意或无意，他没有造出核武器，原因是对临界质量的错误估计。而猜疑链另一端的玻尔，却已经开了火。

所以，当最后核的恐怖真正肆虐于世的时候，那些手，那些制造并播撒了恐怖的手，会齐齐戳向海森堡。


“I thought this meeting suggested a very good parallel between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uncertainty that I think exists. The theoretical barrier in knowing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and the particular difficulty of knowing why Heisenberg went to Copenhagen seemed to focus the difficulty in one particular incident. And what the play is about is whether we can really have any absolute knowledge of anyone’s intentions. ”

确定一个粒子位置和动量的方法是用另一个粒子与之碰撞并探测，而确定一个人思想的方法是用谈话去推断。在被外界探知之前，粒子和思想都是黑匣中的猫，有着漂移不定的状态。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也是一次思想实验：人是否能对他人的意图有哪怕一丁点的完全认知？剧中探讨了许多种可能，却从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