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看到评论里一片赞扬血性的呼喊声，还是决定来煞煞风景。
    赛德克人的血性，在开始屠杀之前也曾打动了我，太阳旗摇起，赛德克人以赴死的决心出发时，也感动到我眼中涌泪。
    反抗是一定的，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与其因为殴打了某个恶毒的日本人而被灭掉部落，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让你也付出代价，重新找回我骨子里的骄傲，挺起被压弯了的腰杆。
    可是，最后的屠杀场景，看得我头皮发麻，让我想起75，想起314。
血性是骄傲地反抗，可如果这反抗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对手无寸铁者、无辜者不加区别的屠杀，我真的很难接受。即便以血祭为借口，为什么无辜者也要做祭品？就只是因为她们是日本人么？若被屠杀的对象换成汉人，你们还会为这血性击掌叫好么？
     民族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异族中的一些人欺辱了自己，仇恨会指向异族所有的人。平时是朋友又怎么样，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又怎么样，当仇恨爆发时，没有人不该死，要怪只怪你自己是异族。
     这场景没法不让我联想到家乡发生的惨案，它让我又明白了一点那些暴行的缘起。但明白不等于理解，只让我更加痛恨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你们仇日仇韩仇菲仇美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其它人仇视着吗？甚至是仇恨到同样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拿刀戳进你的身体，即使昨天你们还笑着打过招呼。
     所以，对不起，我欣赏不了他们的血性。即便自己怀有必死的觉悟，也不是将无辜者当做祭品的理由。同样的评价献给这部推崇血性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精神走向极端只会成为暴行和偏执的遮羞布而已。

一般讲述族群碰撞的电影，逃离不了要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内核。赛德克野蛮吗？野蛮！但是却以人格尊严为最高追求！日本人文明吗？表面上似乎很文明！但骨子里仍是奴隶制时代幼稚的高下等级！自诩为文明的文明不是文明，敢于正视野蛮的骄傲才是骄傲！ 这是一部在暴力上毫无节制，但在立场上保有分寸的电影，比阿凡达高明——涉及到尊严的善恶才是值得讨论的善恶，以尊严标准讨论为前提的善恶才能称得上是讨论善恶。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實在讓我想起各路各門大牛之其一位關於台灣民主化的迷思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異化之異化的觀點。足見魏勝德此番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充據思索：
  截取某種意義向面，則賽德克人才系較真正的台灣人，日本人則處於侵植者的位置上，而當下意義的台灣人，也就是外省人，某種意義上則滑動在本島人及被霓虹近代化或接受近代化思潮的移民之人群其間。所以，對於原住民來講，外省人跟日本人都算侵入者，只是侵蝕程度有差別罷了——阿扁當年能大獲全勝很大程度拜于凝聚這種島民心理是也。但是，正如目前業已發生的糾結的現實現象，外省人的政治智慧與能力才系台灣島民主與獨立的骨幹，同理向前回溯，台灣原住民面臨的矛盾的情形是，他們已必然性的與外來移民乃至日本人產生了較有利、積極方面的共融現象——賽德克人也并不想純粹的野蠻下去，祖靈之歌所象徵的榮耀，無一不是部族自律“文明”化的信號。進一步來說，其實很明顯，在日本人侵入之前，賽德克人并不是一個整體與同一的概念，雖然語言相通、習俗相近，但這種同質性畢竟是文化客體定義的後果，而如果不想僅從文化後果主義的角度來看，則對於“賽德克”人而言，欺詐與仇殺隨時隨刻相伴相生，米澤、荷戈與馬赫坡的幾個部落間矛盾則尤其尖銳。但恰恰由於日本近代化的滲透，加強了賽德克人的文化反省及持存意志，致使最後幾部聯合、反擊日治，也正在這時，賽德克民族感與台灣原住民的“公民”認同感才得以真正地形成與固著。結果，對駐紮在霧社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庭的無差別屠戮，最後基本上導致一種同勝利成正比的情感及價值的認同自損的後果，因為它通過屠殺的行為既在確立亦在毀掉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我想這種複雜的悖反，至今仍舊是台灣人糾結心靈結構的一狀映寫，他們的身份層次在斷斷數十年間快速地疊合了複雜的層次，以至於清晰的各種民族記憶與其各種想像的民族認同感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及錯亂的分裂——我是台灣人，而台灣人是誰，我是誰？在原住民與移民間的不同祖靈觀間擺渡，在祖靈觀與日本人退行的近代化間擺渡，在土著的台灣人、移民的台灣人、近代化的台灣人間擺渡...這種中合想必也是當代台灣人的潛意識的關於自我認同的夢魘。也許，單從政治前途來論，台灣民主制真的沒有什麽未來。然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政制卻具有深遠的內涵，你知道這世上有一種荒島式的民主主義嗎——浪子融入土著的家庭之中，卻雙重地流留失所。越意圖保證台灣的民主與獨立，民族認同感卻越在增強式地自損，除了外省移民及日本人的近代化層次，又別忘了最重要的，台灣的“民主”同時也有民國的孫文+一眾知識分子的肇源，而事實上，民國就是一個近代化、中體西用了的大中國是也——不是說西化的國家就必定被所謂的歐米下了套，只見那日本恰恰系以尊皇為利器走向近代化、資本主義及固著民族國家觀念的。
  從《海角七號》起，魏勝德就有一種折中主義的傾向。所以不難相像，太陽旗和彩虹橋最終一定達成了共契的意象——事實上，日本向台灣島輸送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和醫療工作者，想當時的日本對滿洲國與台灣算是在政策和態度皆最“溫和”的了。然而，爲什麽日本沒有控制住陸軍的暴走，而像伊藤博文這種保守主義與普世主義並重的溫和的尊皇派，乃至犬養毅那樣開啟民友及民主化的存在，卻紛紛折翼了呢——其中的一個原因，必定是受敞開國門后的近代露西亞乃至所謂的西方世界的壓抑和羞辱甚深大是也。還記得日俄海戰后，日本的勝利也曾激起現下“大韓民國”之開國英雄的高度讚揚嗎？哪怕，後來朝韓之分界，已令對當時同一個朝鮮島的英雄感到深度困惑。漫長地歷史性的附屬國與受壓迫的命運，導致固形帝國民族觀念的日本首次看到了一雪前恥的機會，但在陸軍徹底暴走前，它的出發點其實很簡單，茍不進攻朝鮮，則露西亞必佔，則日本島亦危矣——其實，當時是在滿洲的陸軍先行擅自佔領之的。而朝鮮島和日本帝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起點，無一不經歷了上述的本土古典傳統與近代性之先天衝突的靈魂分裂現象的衝擊——朝鮮人的民族複雜性在於其受到東北民族漫長的歷史性的遷移和演繹之密切影響。大概在漢代，所謂的“韓國人”（這個稱謂實在是個笑謬）就絕多跟肅慎、勿吉、挹婁等共融，后與契丹亦有一定程度關聯，隋唐時代作為藩鎮，必與靺鞨人有姻配與交換關係...種種以上才糾聯構成高句麗這一“族群邦國”而不系“民族國家”是也（請諒我目前的民族學知識尚淺、舉不出更充裕的依據來）。綜上，日本為滿洲、台灣和朝鮮島除卻帶來侵略、同化，還送來或反激動起了它們的近代化，而恰恰由此間所引發的靈魂撕裂與身份認同的迷惘之問題，才正是日、韓、台及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皆在以不同具體經歷跟相通的心理結構所反復經歷著的。魏勝德最後想找到的共契感，大概即于斯，只是內陸國民與具有複雜內涵的台灣人乃至日本人的共契發生的更為間接，基本上是在畫外的場域中演繹罷了。
  此間世人，概括之（當然這現象極其複雜，實然不能如是簡單概括，但不甚精透此方面，故只好簡化之），有天朝黃漢范兒的，有赤共范兒的，有中體西用的，有西體中用的，有排日排韓的，有親日親韓的，有排韓親日的，有排日親韓的，有結合君主共和及自由主義去建構現代性古國的，有華夏古典傳統的本體論還原主義，有大民族主義的，有族群自治+聯邦意向的，有這些複雜的進行邏輯配合或混亂外在粘合的...我是個政治學2B，又總是在旁偏的縱路上、不斷發現善或理性的善先天與權力密不可分，即使後者不可能是它全部的內涵，然自起初，這廂就毫無近代日本語境下的強迫性或帝國主義性的“共榮圈”之意圖，然又不會也強制地不能逃避道德動機必然在主體間的複雜關係中產生對立後果的現象。然而，卻正因業已總結于以上綜述，則或否儘量克服并超越此間和這廂結癥呢，無論怎樣、種種，我仍然對一個祛獨裁主義、而又有價值層次和系譜以不止於導致混亂自由的那種東亞共和圈，充滿希望——它可以不是一種國家制度，但它可以是我貓頭鷹之國的、關於文化和學術的蔓延型形態。其實即便如此，反復的挫敗也總是宿命。但在最後的最後，叔至少能表意說，嗯，它不會實現，但這是我的觀點、系譜、價值和態度。這是我的理想和夢想，它即使不提供實體，但提供我存在的基質和動力。

        当我听说《赛德克•巴莱》两部长达四个多小时，还担心自己是否扛得住这个长度，会断断续续把这部电影按照电视剧的节奏看完。但是真正看起本片时，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这是一部故事上连贯精彩抓人，思想上又剖析深入但留有余地的佳作。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华人大作了，说它是什么《勇敢的心》、《阿凡达》台湾版，那是扯淡，与这两部纯英雄主义的电影相比，《赛德克•巴莱》有着更复杂和立体的思想元素，这成就了它的优秀，但是，也多少阻碍了它的票房。

        魏德圣在接受《看历史》采访时，谈到为什么选择了“雾社事件”这段历史，一大原因就是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件是有些“反常”的。正如片中所述，台湾抵抗日本人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刚登岛的几年，当地几乎被抛弃的汉人与原住民尽管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都与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影片对莫那青年时代的刻画在影片中其实非常重要，它不但表现了莫那的成长和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表现了当地部落的文化和信仰，也为影片的风格和立场打下了基调：即并无刻意的称颂或贬低。可以看到，影片在表现那段历史上并未一上来就将莫那塑造成神武的英雄色彩，也没可以歌颂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它一上来从莫那打猎，到与其它部落战斗，直到部落婚礼欢庆，又到他被在唇下打上勇士的烙印，一个当地文化的生态和信仰自然展现。这是一个处于“野蛮”阶段的民族，他们颂扬英雄，对土地有很强的依恋和边界感，敌人的头颅是他们的骄傲，渴望以自己战斗的血祭铺就走向彩虹桥之路。这个表现很客观，那种原生态的杀戮，嗜血感与此前很多此类表现文化冲突的“史诗电影”有很大不同，原本你以为这片会表现赛德克人抵抗日本人的可歌可泣事迹，没想到上来就是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包括莫那年轻时候的冲动、莽撞，甚至嗜杀。但是，魏德圣又巧妙的将视角放在赛德克人的角度上，去做一种“纠偏”和平衡，因为在现今文明下的我们看来，这种部落间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为了些宿怨和斗气，就打打杀杀的举动实在落后和残忍，这是一种现代文明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魏德圣的视角却从赛德克人生活过程，让你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当时有怎样的理由，给出更多当时的情况，让观众再去判断。可以说，“雾社事件”之前青年莫那阶段，这部影片的出众之处就已经展现，而莫那的形象也栩栩如生，让你可以在后面体会一个不羁灵魂被压抑数十年后爆发的缘起。

        而“雾社事件”的“反常”之处在于，它发生于一个宏观上，当地人与日本人关系缓和的阶段，最激烈的冲突已经过去，正如影片跳过几十年后，两个日本官员看着建立了学校、邮局等文化设施的小镇，对“教化”成绩的满意笑容。《赛德克•巴莱》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在上部对这种背景下，个人身份的焦灼感表现。莫那已经成为一个看上去桀骜之心收敛，理性的与日方博弈谈判，维护部族利益的长者。但是，尽管当时的台湾已经处于表明的文明化阶段，但是原住民和外来者的在地位、文化上的矛盾依然存在，莫那常常要面对巴万关于为什么他因为优秀反倒被日本教师责骂的困惑。而这种身份的焦灼更深的表现在被认为是“教化”突出成绩的花岗兄弟身上，而花岗一郎的表现尤其突出，作为比日本同僚更优秀的他，却依然承受着职业上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展品一般被日本人作为殖民教育的成就指指点点。他要身负管理责任为日本人做事，管理自己的族人，同时又常常被自己的族人嘲讽，不耻，从一个个这种矛盾的场景到演员出色的表演，都让观众可以代入的体会到，一个姓氏日本化的赛德克人内心的痛苦。他知道表明繁荣下的危机，他知道莫那内心潜藏的杀气，他知道自己同胞反抗的结局，他更知道自己在族人与日本家人间矛盾将带给自己怎样的命运。莫那和花岗一郎在山谷溪流边的一段对话，可谓文明冲突的经典桥段，花岗一郎不解（或者说其实理解，但是为了说服莫那故作不解）的问着莫那，如今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大家依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现代化的设施，孩子可以接受现代化的教育，而面对的又是莫那“被出访”日本时深刻体会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莫那的回答可切中要害，面对所谓的现代化，一句“正是提醒着我们自己的贫穷”可谓振聋发聩，将征服者角度所谓的“教化”优越感直接剖析开来。

        外表的和睦常常掩盖着内在的矛盾，毕竟，莫那他们面对的现代化冲击并不是以可口可乐这样的商业化方式为载体的，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枪炮与征服，间接面对的是歧视与不公。莫那处于一个尴尬的结点，他身上有着上一代人的传统，又直接面对现代化的征服，他为传统被破坏，猎场被夺去感到屈辱，与后来直接接触现代化的人不同，他是有“历史负担”的人。而对于日本人何尝不是，他们是有征服者和文明者的“心理负担”的人，内在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只是有的人彬彬有礼，与当地人有好相处；有的人粗暴暴力，与当地人势同水火，性格和人品的差异与这种优越感结合，在文化冲突背景下，最终制造了严重的冲突。所以，那个无礼的“派出所”官员只是一个火星，他引爆的是一个积聚了太多火药的火药桶，一如莫那通过火柴头积攒的火药，每次一点点，长时间后，已经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甚至已经近乎失控，以现代文明观点看，“雾社事件”中，莫那带领族人的表现可谓一种滥杀无辜的屠杀，而巴万带着一帮孩子把一群妇孺捅死的场面更是令人咋舌。魏德圣就是这样，不回避现实，他告诉你赛德克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又不刻意美化，比如只是表现赛德克人与军方的战斗，他表现的是，一场以征服为开端，相互歧见不断加深的文明冲突将会制造多么严重的恶性循环，并爆发多么双输的可怕惨剧。这场惨剧震撼人心，却不是终点，引发的是更大的悲剧，赛德克人走向了不归路，日本人坚定了对其“野蛮人”定位，最典型的是曾经与当地人友好相处的日本军官，也因为丧妻之恨，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以夷制夷”的思路，让当地部族间的矛盾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但是这一系列悲剧的起点很难说是从“雾社事件”起，还是自青年莫那丧父，屈辱的被征服的一刻开始。

        就《赛德克•巴莱》两部来说，我更喜欢上部，而到了下部，魏德圣在保持其旁观者视角略带赛德克偏向立场之余，也犯了些为悲壮而悲壮的问题。赛德克族在顽强抗击没错，但是如不死圣斗士般就夸张了，而且表现的战斗场次过多，感觉有些桥段完全可以省略，突出两三场大战即可。当然，这些不足也是相对而言，在下部，我们依然可以体会一种身临其境的残酷，赛德克族女人自愿寻死以便战士有足够粮食战斗的场面让我想起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从今天的角度你感觉费解，但是这也是那时的一种文明表现。是的，魏德圣保持着自己的立场，我很不解有人看了《赛德克•巴莱》后，指责这片歌颂嗜血野蛮，有这种“歌颂”的方式吗？拼命表现英雄“阴暗”的一面？整部影片让人感受的更多是文明的创伤，个体的悲剧，赛德克人以自己当时文明的表达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魏德圣将之展现给观众，看到那些人，那些事。也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也注定了其影片在大陆地区票房的尴尬，这边影片足够优秀，但是这种非传统英雄主义表达的方式在市场宣传上有些尴尬，而魏德圣严肃的历史观呈现又让影片价值观与观众的认识有些不对路，于是，大陆观众既难以对那段历史产生代入感，又没有传统英雄撩动热血，加之一些如两岸、中日间历史认识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注定了其票房在台湾以外的萎靡。尽管有一批影人为止呼喊，但是显然收效甚微，魏德圣选择了这样的电影语言，也需要坦然面对一些尴尬的争议和商业挫折，不过，当影片结束时，字幕打出“天使•巴莱”之时，多少也可以感到为这部电影工作的人们的欣慰，魏德圣酝酿十二年，有一部诚意足够佳作刻在自己履历表上，足矣。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d811c3ebf41d003a87d9de70

1989年侯孝贤拍出《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史上罕见的深沉凝重巨作，几近史诗。二十余年过去，台湾人魏德圣终于拍出了一部史诗，这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语史诗大片，必将在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通常，携带巨量信息和庞大叙事的大片极为考验导演自制力，此片魏德圣完成得相当出色。在情绪方面导演相当克制，不自恋不傲娇也不献媚不游离，去除个人立场甚至民族立场，用上帝视角冷峻描绘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在暴力表现上又事无巨细，毫不忌讳，直面残酷。镜头洗练大气，音乐壮美质朴。于是，雄浑壮烈的史诗气质被锻制得如暗夜中闪闪发光的刀芒。

魏德圣在视角拥有相当高度的同时，又保持低姿态，这是另一个难得之处。他会停下剧情的推进，捕捉台湾山间的晨光、日本孩童脸上的骄傲、红烈如火的山樱花、赛德克族跳舞时的足尖。魏德圣在去商业化和去类型化方面的努力让电影又带上了一些纯粹细腻的自然之风。原住民黥面，舞蹈以及仪式等文化的反复展现流露出他的内心指向。

不得不提的是这部电影的演员们。没有一句普通话全片高山族语言和日文，强硬如石的台词，饱满有力的表演让这些非职业演员充分表现出职业演员可能也无法表现的彪悍之气。莫那作为电影的灵魂人物,那狮王般的强大气场和领袖气质,眼神如刀，抽着烟斗不发一言的身形有着迫人的力量。为了最后一战忍辱负重30余年，他最好地诠释了赛德克族的民族精神和什么是“野蛮的骄傲”。赛德克族他们的智慧也好，勇猛也好，都绝不是像日本人称呼的“野蛮人”那么简单，而凝聚为台湾人共通的在地精神乃至世界通明的对自由和信仰的捍卫执念。

这场殖民地战争，不是单纯的战争，而是纵贯数十年的文化冲突。通过对代表各方立场的几位人物的细细刻画，魏德圣让观众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去触碰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图腾。随着统治的逐步深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步走向不可调和的必然。文明的碰撞必离不开血火交融，所有的文明都是在争斗和牺牲中浴火重生。在死生之间人权尊严都可能被无视。唯一存在的其实只有内心的信念。信念让赛德克族人向死而生，不惧死亡。太阳旗和彩虹桥，这两个对力量的崇拜和对暴力的迷恋十分相似的民族终将决一死战。这场信念和生命二选一的残酷命题，每个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