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夏天在台湾听吕莳媛老师讲课的那一次，其实我是逃课去的。

我翘掉了小说组的第一堂课，去了影视剧本组，因为逃课需要点时间，所以去的时候，稍微迟到了十五分钟。

吕莳媛在讲课的时候，易智言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没认出来，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很大想学写剧本的同学而已。他老是提问，常常把吕莳媛问得有点愣住，她就会站在讲台上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他，“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答。”

最后一次，他又提问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准备打断他说，“这位同学你别说话”，旁边有人把我的手压住，“不用不用不用，他是易智言......"，我说，易智言是谁？

非常蠢的一个小插曲。

说回正题，我并未接触过编剧行业，只是觉得好玩。

吕老师让我十分敬佩。作为一名已入行23年的编剧，如此谦逊，如此刻苦，如此认真，在写剧本的时候，去做田野调查，看很多书，采访别人，跟法庭，问律师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笨的问题”，跟着那个律师开庭、分享、做讲座，跟到那位律师到底还是和她熟起来，开始跟她掏心窝子讲心里话。

她还是不满足，觉得需要更多的细节，于是继续看书，做田野，继续采访。 而这些，即便是一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人，也是应该认认真真去努力做到的，我却差得很远。 原来编剧并非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而是试图还原，试图重现，试图思考，而很多时候，很多情景和状况，让思考变得更难了。

一个无差别杀人案，网络上的谴责如潮水，她看了无数帖子，她提问，你们有在这个当时很热的帖子下面回复吗？很多人举手。因为那是台湾当地非常轰动的案件，自然有很多人举手，如果换到大陆来，想来情况也是类似的。

我们这些看客和判官，沉迷在自以为是的正义里，我们怜悯，我们同情，我们呼吁，但实际上，我们离我们所呼救的，到底有多远呢？

五十多岁的吕老师，她并没有说更多，她只是说，是很难呀，但还是要写的。

吕莳媛

台湾电视、电影编剧，曾任制作人。

2010年以《牵纸鹞的手》获得第4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5年以《出境事务所》再度获得第5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9年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度获得第54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

《我们与恶的距离》

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PTS）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2015年6·27新北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吕莳媛觉得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

该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10集《我们与恶的距离》耗资4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

田野调查与角色塑造

以下文稿听写并节选自吕莳媛老师

2019年印刻文学营讲座

仅供学习，请勿商用

-关于大数据

……

我自己觉得这是两件事，我想要把它分开来谈这样子。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之后，就不是（作为）媒体或者律师跟这个人相处的。那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相关新闻）都是比较片面的。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当我们自己处在罪犯的那个生命际遇里面，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要想一想。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直在大数据里面（做调查），因为我提不出好的想法，没办法给很好的回馈，我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往下（调研），所以我后来想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一个媒体的抬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你在下面人的想法。

我好像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所谓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给我们的。

在这个大数据里面，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这个讯息，这些帖子里面点击率和回复率排第一的是那个7万多个回应，那个帖子叫做《连黑道都看不下去...》，这就是所谓小编的能力，你在一个媒体的角色扮演上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网友）是恨意很多的，或者是那种给予祝福的，比如说送蜡烛送小灯泡。

下面我想提问：曾经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过言的请举手。或者有你朋友留言的请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做大数据了，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真人接触，如果一直看新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所以我后来才会把媒体比重放得多一些很多。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检视，当你在那个熏陶之中，可探讨的篇幅也比较多。

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说，事件发生在媒体上的脉络。比如说，比如什么时候点击率最高，什么时候这样，过多久会怎么样？第一天讨论什么，第二天讨论什么，第三天讨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吕老师在课堂上

-关于内容整体

另外是内容整理。

因为我选择在两年后开始进行，那时已经是死刑定罪，它自然又掀起一波讨论。对我来讲，会觉得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接触去了解，去看开庭，而不是透过媒体给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遭遇到挫折，犯下罪行之后，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心理学上有一个完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逃避监视，第二阶段是否认，第三个阶段是推卸责任，最后才是接受。（编辑注：即犯罪心理五个阶段①否认(失落)②愤怒③协商(迷茫)④绝望(消极)⑤接受）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写作者或者在遇到家庭事务或生命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会去写，但是它会提供给你的线索，这个人的反应大概会有哪些？你要写哪个？比如说心理学上这五个步骤，可能不是五个步骤都写，可是它告诉我说可能会有这五个，我会挑里面可能最切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很多新闻媒体，但我后来决定去三立新闻台，选择它们是因为先去参观了公司的新闻台了，知道他们开会的样子，副控室的样子什么，然后我再请人帮我介绍去TVBS以及其他媒体。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大的难处不是求人，而是人家愿意让你进入到核心讨论团队中。

我请他们介绍一个类似李大芝这样的角色，让我跟她从早上进门一直跟到她下班，我看着她工作的样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最大收获，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新闻记者每天在干什么，不然我其实写不出来。

台湾演员陈妤饰演记者李大芝

其实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很大部分的困境是黄志豪律师的访问，我其实访问他很多次，有问题就会去问他，我觉得（编剧就是）那让我们去想象律师讲话，虽然吴慷仁很努力，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觉得律师对我来说是讲话是密度很高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于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家里面听（采访录音），因为通常我们在采访时，（被访者）真的最后很熟的时候，人家跟你交心的时候，（你不能说）诶，把录音笔拿出来，你开始讲吧。我就会说，对不起，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会听。我一直很想说，如果找人花钱听写录音还很贵，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录音档是不是1500台币？

（学生：大陆便宜一点，一小时好像是120块。）

噢，好像更贵是吧？一小时120比较便宜一点，台币就是600，对大陆便宜，但是我的录音也是要保密的，人家给你的信赖，你不能拿出来随便谁都可以听。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听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很笨有时候你还是要调整，自己边看边写去做mark等等。

但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我重新再去想，比如说人物可以怎么设定？

印刻宣传册上的两位老师，我真的好眼拙

-关于阅读和看剧

采访之外，我会看很多书，买很多书。我有一种“买完书就以为做完田野”的病，或是看完很快就会忘记。哎。这里面我觉得我看应该从头看到晚，应该是《正常与疯狂的天平》（//book.douban.com/subject/26874798/）这本书是一个精神科鉴定医生写的。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是怎么去理解是精神失调症发病的状态。

所以我看非常多类似的书，包括《美丽境界》（//book.douban.com/subject/25818367/），这本书是关于關於數學天才約翰‧納許的故事，我看了三四遍。

另外也会看剧，个比如说日剧叫《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讲述的是一家人跟被害者家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日剧叫《爱与宽容》。

看剧是想学习比较流行的剧式，知道现在的剧怎么走，人家已经拍成什么样，这样你就不会用太老派的写法。你们懂那个落差吗？就你要看一下现在很红的韩剧大概是什么类型，人家都已经走到哪里去了。那你还在写那个，观众想不想看？

其实结构决定了样子，角色决定我还会去想形式。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再跳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亮点。比如说《出境事务所》（编辑注：呂蒔媛2015年剧集《出境事務所》），可能在十年前还觉得虽然没人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剧，但是你现在再做这种剧，就不行了。

-关于故事线

说回《与恶》这部剧。

这部剧有四条交织的故事线。你们知道故事线的意思？嗯，就是人物的发展故事，比如说《与恶》的话，被害人家是一条，加害人家是一条，律师家是一条，精神病患是一条。

如果我们就这个脉络来讲故事线，过往可能台湾一些电视剧，大概有一两条就了不起，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剧上都是一条故事线在走的。这四条故事线交织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也会订阅很多不同职业的脸书主页，比如说靠北xxx、书记官靠北，一定要定靠北系列（编辑注：靠北为台湾骂人的方言），因为如果订其他，你访问的都是官方的，你要订靠北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讨厌的是什么，最气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也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也会参加蛮多的座谈演讲，比如说一些导演之前做律师的（电影），我研究过法官，其实他们都会不让（你采访）。因为都有隐私权问题，所以都不会让我们去跟。我们没有办法贴身去观察到他们在职场上的样子。

之前我想要做少年家事法庭，我连（检察官）办公室都不能进，连看书记官在干嘛也不行，所以我跟黄兆（音）律师，他是一个蛮冷清的人，你时常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是当他看到我在他每次开庭时我都去参加，他去演讲我也都在的时候，后期，他就会对我稍微打开一点点心。

你在那样场合（要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拉开范围，你会认识更多相关行业的人。有时候你做采访，他就几乎没有故事，而且（讲）故事也没讲到细节，我想那是他们职业养成的关系，可是作为编剧，你还是需要细节。

课堂PPT照片

-关于现场

因为我访问不到被害人跟家属，所以我后来这一块我是买书。因为台湾也很少，那我买的是日本（书）。日本有出了三本相关的书，有两本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另外，因为开庭不能录音，所以都得在现场用笔记。

因为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只跟死刑（案），本来还想要弄点民法什么之类，后来算了，太复杂，我就选死刑。所以我只跟死刑庭，那你就可以知道，（凶手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样貌和身份讲了什么话......我这就只能全部都记录下来，你知道那个样貌，你才能回家发挥啊。

你知道怎么开庭，你才能回去想，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比较会怎么样，因为我需要看到那个样貌。就是说你回家在下笔的时候，你有一个空间感，对我来讲，那个空间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别的编剧了，我是这样，对。

对我来讲，在我跟死刑庭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其实有吓到，那个精神病患加害者他讲说，“噢，我在杀那个小孩的时候，她回头跟我讲，她说，你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这件事我非常震惊的。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感觉吗？

因为其实他杀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您觉得在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儿回头跟我讲，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嘛？对我来说很震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作为编剧）我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杀人，而不是问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脉络，但是他前面那个思考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导演不知道这场戏要怎么拍，作为编剧可能有时候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场景是，当时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宣判死刑的审判长。他在宣判的时候，讲到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去听，下面大概都可能坐六七个人，但宣判的那天人挤满了，门口都站满了人，宣判完毕，人全部跑光了，记者都跑出去（报道），全场只剩三个人。那一次，我真的在想，那些人他们不关心，没人要听，你宣判完他们都急着要出去，要去报道，要去写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正常审判里，只有检察官和被告说“他没病”。那检察官说，“就是因为你没病，我才能判你刑。”他自己说，“我没病。”，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病，但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能把这件事呈现出来。

课堂笔记：关于大体脉络

-关于田野与现实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田野调查与现实的距离。

因为当时我写给公司的函是，我要在12月底要交稿，于是就签约在12月底。但我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因为我要访问这些人，所以时间都一直推迟，但是没有人说，你现在要续约，就马上给你续，你懂吗？大家都很忙。

后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延后一点，给我两个月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怎么写这个故事。后来我写了一堆理由，所以我其实是只给你们讲说编剧那个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去做去调整。

后来我推迟到1月，接到电话说，“那学姐不好意思哈，（如果再不交剧本）已经开始罚钱了。”

那时我不会知道，做了那么多功课，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因为抓不到主轴了。包括现在我也要一直面对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社工的剧，也会有这个困难，对，这是我一直在面对。

但在那个时候，我剧本里面的另外两条线已经发生了。就是怎么疗伤，以及如何预防，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的迈入。对，这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脉络，也是所谓田野后的结构。

接着，人物设定，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每个角色在职场的样貌，在家里的样貌，我觉得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面相。

我觉得对编剧来讲，演员也是有很多种差异，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改你台词，一句话都不会改；有的演员则是你非要说服他那个东西，让他自己念出来有感觉。每个演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其实会尽量在每一条线上，让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我会希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另外就是，如果我对于一个话题感兴趣，我会先进去，先去了解，去看书，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写，不会去想得奖不得奖的事情。

文吕莳媛

图 明星辰

部分剧照来自豆瓣及网络

该文来自吕莳媛老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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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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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看过一部日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在看《与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两部剧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讲述着一个杀人案件是如何像轻易打翻一个水杯一样，突然打翻所有人的生活。两个家庭虽然立场不同，却都难以摆脱罪与罚的纠葛，抵挡如暴风席卷而来的痛苦。

尽管如此 也要活下去 (2011)

8.7

2011 / 日本 / 剧情 爱情 / 永山耕三 宫本理江子 并木道子 / 永山瑛太 满岛光

在《尽管如此》中，两方的家庭人物设置都比较简单，坂元裕二没有执念于反映社会议题，整个剧的重心都是围绕着两个家庭中的人如何与十五年前的伤痛和解，如何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来层层展开。

而《与恶》有更大的野心，它不想仅仅停留在家庭的罪与罚的缠斗上，它还想讲述废除死刑的可能、舆论的暴力、新闻职业道德的动摇、对精神病患的有色眼镜等等。因此，这也是为何这两部剧题材一样，却走向了不同的表达。可是，囊括了丰富的议题，可能会面临焦点角色失衡的威胁，以及在拿捏主题的主次分配上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在《与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最典型的两个重要角色是刘昭国和律师王赦，在《与恶》中，他们的人物发展都有停滞不前的现状。刘昭国和妻子宋乔安一样，也是媒体人，可他似乎一直活在宋乔安的阴影之下，劝说妻子，努力地维系岌岌可危的婚姻，成了他在这部戏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好像无事可做。然而，他同时作为受害者的父亲，这样的任务安排显得过于轻松，甚至有忽视角色的嫌疑。事实上，刘昭国温和的个性，以及他作为纸媒工作者所拥有的理智、冷静的职业特性，非常适合成为这个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应该和王赦一起，成为维系两个家庭向前发展的纽带。

王赦在剧里则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剧中两个案件他都不顾妻子的反对，尽其所能地帮助被告。他似乎一直很沉浸在自己的那套观念里无法自拔。这些观点非常精辟，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是，编剧却没有解释这些想法的来源，以及为何王赦会拼命去为这些人辩护的理由。没有人知道他的善良来自何处。王赦与恶的距离一定是最远的，但是，过于纯粹的善良与真实的人性之间也是最远的。尽管在维基百科里的人物介绍里，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王赦在儿时因为好友被杀和入狱，决心发奋读书成为律师。那么，为何不在王赦的剧情中适当穿插一些闪回片段呢？让观众意识到原来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否则这个角色只有道德上的高尚，而这种高尚又像是从天而降的赋予。

不仅如此，线索长时间中断的情况在《与恶》中十分明显，特别是第二集与第一集内容的跳跃。第一集中，刘昭国就和律师王赦碰面，结果不欢而散。本以为编剧会继续将这条线展开，不料到第二集就彻底没影了。无论是受害者一家，还是加害人一家，没有一个角色具有主动探讨这个问题的倾向。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落在律师王赦的肩上。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着剧情主线的推进，他行动的停止也就代表着主线的停滞。因此，第一集在监狱里和李晓明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为这个案子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至于在第五集的法庭上他发表了一通对废除死刑的精彩观点，却总有种空洞的回音。

这让人想起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男主角在法庭上为被告辩护的场景。这个场面之所以震撼，不仅是台词精炼，充满逻辑上的辩服力，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话回响在观众耳畔，人们能回想起律师宋宇锡为案件拼命努力奔走的场景。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角色行动的过程，就算台词写得再精美，道理再正确，它们也只是高喊的口号，只是飘在空中的金句而已。它们不是属于这个角色的语言。

辩护人 (2013)

9.2

2013 / 韩国 / 剧情 / 杨宇硕 / 宋康昊 金英爱

除了刘昭国和王赦，宋乔安就像一只神经快要绷断的小兽，朝着周围的人露出尖牙，她的悲伤过于坚硬，张力太紧绷，又不及时松开，就会损伤掉角色的亲切感，影响观众更深的共情体验。编剧不断地强化宋乔安“女强人”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弱化了作为“母亲”人性上的生动性。其实脆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与恶的距离》选择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确实值得肯定，可这并不意味着9.3的高分是实至名归，多少带有观众鼓励性质的附加分。毕竟在大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讨论社会严肃题材的电视剧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反映出这类电视剧的缺位严重。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

《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

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

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

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

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

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静；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注：《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由林君阳执导，贾静雯、吴慷仁等主演

这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患了思觉失调的应思聪发出的疑问。

幸运的是故事结局走向很温暖，还了大家一丝慰藉。

但思聪的这个为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满是不解。

满是不甘。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01

近几年的社会事件桩桩引人发颤。

林奕含事件、滴滴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江歌事件……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近日我看到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

“上海17岁男孩与母亲争执后跳桥”诸如此类似的标题。

注：图片来源网络

我不知道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想去想。

但是我知道，

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稻草。

02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

作为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也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质问：

“你们拿被你们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 观众只有七岁智商，所以可以怪老板，怪收视率，怪观众，怪环境。 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是的。

舆论会把犯罪者家属杀死。

也许母亲真的在车里严肃批评儿子，

可在儿子打开车门，

母亲再怎么敏捷也抓不住往下坠落的儿子的时候，

没有谁会比这位母亲更心痛！

这种痛就像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亲手送自己最爱的人上断头台！

试想，当社会舆论全都转向母亲，

一味责怪母亲育人方式不对之后，

母亲的悔恨无穷，谁又能预料，她是否会以死谢罪？

而作为受害者家属在事件发生之后悲叹道，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念头即使转瞬即逝，

是否也曾想过杀死别人来换回自己家人的生命。

注：图片源于网络

我们与恶，其实没有距离。

我们不曾沟通和试着理解，便对他人自下死刑，我们没有做到善。

真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懂得判断是非对错就可以的。

李晓明他是杀了人，是的，他该死，真的非常该死。这没错。

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到杀人这一步？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太少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啊，太难了。

03

剧中一直主张人权的辩护律师王赦，

他一直试图走进犯罪者的心里，

希望社会上不会有下一个李晓明，下一个陈昌，下一个会犯罪的人……

他被所有人不理解，包括自己的妻子。

在极度不被理解之后，他终于对妻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接下来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媚，你真的很幸运…… 你有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你们甚至不用去担心你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有个爸爸因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妈妈，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很穷，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 但有时候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鱿鱼，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在不断地被否定当中成长的。 甚至有时候就会相信， 那些在脑袋里面说他们没有出息、没有用的那些人、那些声音， 是真的。”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在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会闪过上学时老师的那些批评，父母的那些责骂。

我会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自己是个废物。

我想过死。

我真的想过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天知道，这也是犯罪。

法律上这属于故意伤害罪，属于谋杀。

动念头那刻之前，我想要的只是沟通和理解。

我想要爱，

想要去爱。

在问过许多人之后，发现大家原来都一样。

恍然发现，原来真的是，

众，生，皆，有，病。

04

我们把自己包裹起来，自己舔舐伤口，我们病了吗？

我们开始不相信世界，我们开始怀疑周围的人，我们病了。

可是没有人想生病。

我想对你说说我的心事，希望听到的是回应，

而不是冰冷的“我很忙，没有空听你说”。

我想和你聊聊我的烦恼，希望得到解决方案，

而不是嘲讽的“你这算什么烦恼，人家xxx遇到更大的事都没说什么”。

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希望你也同样快乐，

而不是冷漠的“这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高兴”。

你觉得我病了。

我觉得你才是有病。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都是穿着病号服行走的病人。

我不要这样的世界。

所以，亲爱的，

我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个字，

认真分析你的每一种情绪，

认真了解你做每一件事的原因。

你愿意同样对我吗？

我真的，想拥抱你啊。

我真的，想再次拥抱那个温暖的世界啊。

注：图片来源于知乎

05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林奕含在订婚宴上做过的致辞演讲的节选：

（在她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一年之后，我才敢去了解她的故事。）

我今年二十五岁……欸，差几天就满二十五岁了。

我从高中二年级，

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得了重度忧郁症，

准确点来说是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了我与重度忧郁症共生的人生。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林奕含本人）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就在这上面加上了PTSD， 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重郁症这件事情， 他很像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一双眼睛。 人人都告诉你说， “你要去听音乐啊” “你要去爬山啊” “去散心啊” “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 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 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 但与其说是快乐， 说的更准确一点，是热情。

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 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 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 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点，我就重考。

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 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 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 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 很不幸的，突然开始病情发作， 所以我又再度休学。 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

所谓的解离呢， 以前的人会叫他精神分裂， 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 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他， 就是灵肉对立。

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 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 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 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 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 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 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

我的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 我请我的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 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给各个教授， 跟他们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

这时候系主任与助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助教在那边看着我， 然后他说： “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 然后这时候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九个字， 这九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很懦弱。 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医院。” 但我现在想我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 “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 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 从我'的屁眼啦！干！” 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

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 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 或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 或我们说的难听一点，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 然后六十天没有洗澡去找他， 他就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我不知道温暖传递的速度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做压死骆驼的稻草，我要做给予骆驼能量的水珠。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吗？

你愿意和我一起倾听世界的内心吗？

最后，我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两句台词和大家共勉——

“为什么是我？”——应思聪

“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宋乔平

公众号【VIP大影视圈】，一个有态度，讲深度的影评号。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

此文前面还在说，恶有大有小，说恶无法避免。好像有几分道理。后面就开始说，人们有权发泄愤怒。不仅完全违背这部剧想表达的思考，歪曲为“圣母洗地”。更是直接连自己的前半篇文章，都偷换概念。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我实名反对这个媒体的文章。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都会以网络上的留言作为片头。而那些留言，有的义正言辞，有的无脑发怒，有的宣扬暴力，甚至要把不相关的人都处死。网络暴力和不负责的言论，成为了新的恶。

这些恶，虽然小，但却汇集成一条大河，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最终，又再一次导致出一个极端。

人人都高举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

编剧创作这部剧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所以这部剧，并不是要“圣母”原谅凶手，或者凶手的家属。

完全不是。

这部剧并不是单纯的要去谴责一个杀人犯，或是讲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而是要全面的去分析，整个事情所有的因素。

加害者罪大恶极，加害者家属呢？是一概有罪，还是一概无罪？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就没有判断。

不知道，就没有发言权。

出了案件要走法律，但是是不是泄愤之后，就能消除恐惧？

是不是消除了恐惧，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比如讲到媒体，这部剧就非常的专业。出了新闻，

有的媒体会无脑的报道，只为了更多的阅读。有的会确凿信息，之后才展开报道。

有的会引导情绪，甚至挑拨情绪，故意让群众发怒，好从中获利。有的会认真分析，针砭时弊，全面负责。

这一些，还有更多更多深入的讨论，我之前在《媒体，这才是真正的禁片》里，都已经讲过。

这部剧的初衷，只有一个。

就是宣泄情绪，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所有事情。

相反，大部分时候这是一种逃避，逃避恐惧。

这部剧是让人们全面，清晰，理性的认识这件事——虽然让人类保持理性是困难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有些恶，不管再社会再美好，也会发生。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了。

更不代表群众就可以施加小恶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前面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因为也许你没办法做到理性。要求每个都理性也确实很过分。也许你可以拒绝全面的认识，分析事情。但你不该说，人家试图思考，就是立场不对。只有宣泄情绪，才是正义。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