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孩子

“童年时，父亲曾教导我写下自己的噩梦，来防止它们再次侵袭。”

“一个人看到他的国家在眼前被毁会是什么感觉？像场噩梦。”

两句衔接，足以阐明导演拍摄这部片的用义。

影片前半段其实很日常：孩子们在踢球打闹，父亲在说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被送上战场，以及父子间的亲昵、体罚；而日常的阴影里总弥漫着不详的气息：孩子们在咒骂学校老师、在以真主之名杀死小鸟、在胡闹般地制造真有威力的炸药，父亲在排除地雷、在给俘虏训话、朝过路的骑手开枪，以及父子间的经文传述、洁净仪式、满眼都是敌人又期待着地上天堂的到来。

当父亲被地雷炸断脚，故事便进入了急转直下的后半段，孩子们穿上迷彩服戴上面罩，进入了按枪声仰卧起坐的训练营。他们中也有人会反感那些叫嚷的大胡子，为了更好的伙食而想换营，让人想起前半段里为了薪水参加政府军、在宗教狂热中低头落泪的青年，或许大家内心渴求的不过是正常的生活，那些经文终究只给盲信者带来力量，而被盲信者包围的普通人将有怎样的境遇和内心活动、将怎样看待这片土地和周围的人们，我想都已经传达出来了，这对导演来说的确是场噩梦。

最后，分道扬镳的时刻来临：他的课本里写着外星飞船降临地球后，外星人问人类如何拥有爱和快乐；他的课本里写着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儿时的笑容与反抗意识永远地消失了。

难得地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忠于基地组织的普通家庭的生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极端分子对宗教的全身心崇拜和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面貌在本片中得到体现，片中的四个儿子从小就被灌输伊斯兰原教旨的思想，三句不离“真主”，十二岁左右就被送去基地组织的军事训练营接受严苛的训练，向观众展示了基地组织的基层运作模式、基层的心理状态和教育模式。去极端化确实任重而道远

“哪怕在世人眼里题材再黑暗，拍摄对象再不堪，我仍相信每一位导演都是怀揣着去找寻无尽黑暗中最后一星光亮的梦想去拍摄的。他们就是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文明，用手中不大的摄像机盗取太阳神车的圣火。哪怕很可能被火焰灼伤。”

这是徐捷的论文《真实的陌生感——浅析独立纪录片的力量来源与现实困境》结语中的语句。说实话这篇论文真的很烂：一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如同二流营销号使用的煽情修饰话语，显得写作态度可疑。但某种程度上，用这段话来形容《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导演Talal Derki再合适不过。这位“盗火者”带给我们的，是每个文明社会的成员不曾经历甚至无法想象的恶毒的火苗。而使我们颤栗的是，我们内心深知这样的不义与邪恶真实存在，和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实

越是逼真的噩梦，越会使我们感受到恐惧。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永远畏惧于“未知”，这也是所有恐怖片一直在表现的主题。但唯一比“未知”更加令人恐惧的，则是“真实”：同未知的不可预期性带来的缺乏安全感不同，真实的恐惧所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躲避的恐惧。

《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底色，是一种粗粝的真实。创作者带着摄像机同Al-Nusra（部分媒体译作努斯拉阵线）的创始人 Abu Osama 一家一起生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生活，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这位恐怖分子的孩子们，记录着这些本该是孩童的生命，如何被极端思想左右，如何成为新的恐怖分子。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12岁的Osama，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时，便冲着镜头开朗地一笑。但同样是这个开朗的男孩，在不久之后就同兄弟一起虐杀了一只小鸟。杀死鸟儿的Osama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把它的头割了下来，就像爸爸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

面对镜头开朗的Osama

被虐杀的鸟儿

围坐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模仿着周围的成年人自己制作炸弹。一个矿泉水瓶配上各种化学原料。孩子们开心地看着自制炸弹在沙地中爆炸。

围坐在一起制作炸弹玩耍的孩子们

同样是Osama，面对着失去左腿的父亲，会伤心地哭泣，会一个人在野外出神，认真思考的脸上写着的则是悲怆。可他最终再次走上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道路。从最开始会在夜里抱怨教官对自己太严厉的孩子，成为了拿上枪熟练的“战士”。

被训练成“战士”的孩子们

以上这些镜头基本上都没有过度血腥残忍的画面，可每个人观看之后，感到的都是令人后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可怕的事情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正是纪录片所特有的这份‘“真实”，塑造了最高级的恐惧感。

他是恐怖分子，也是父亲

很难说Talal Derki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对于Abu Osama的定位究竟是恐怖组织的创始人，还是孩子们的父亲，但至少从纪录片最终展现的效果来看：在受众的眼里，他既是一名父亲，更是一名恐怖分子。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作为恐怖分子，更加可怕；作为父亲，更加残忍。

诚然，作为父亲的Osama对自己的孩子时常流露出温情的一面，特别是抱着小儿子玩耍的镜头，会使很多人为之动容。Talal Derki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作为父亲的Abu Osama，深切而真诚的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样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为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继续去战斗。

同孩子玩耍的Abu Osama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这都是一种违背所有现代文明的共有的价值观的做法，作为父亲，Abu Osama有着一整套自洽的、混合着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站在任何现代文明的角度，这都是一名无比残忍和可怕的父亲。

纪录片的职责是记录，不应带有立场，但成功的纪录片一定会使观众思考，使受众有自己判断和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片没有任何正面指责恐怖组织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再成功不过了。

纪录片的结尾说到，Ayman和自己的兄弟Osama由于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渐行渐远。

而纪录片创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的“盗火者”Talal Derki带给我们的影像告诉我们，被极端思想左右的人民和土地，正在同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Jihadists believe in their own God and name their children with honor and pride. Their childhoods are far from typical - instead of playing with toys like cars and dolls, they engage in violent acts like slaughtering birds,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making bombs for fun. They are chosen and shaped without their own free will. Once they become jihadists, they often forget the painful memories of their past, including the cries at night in the camp and the struggles to dress properly. If there is no change, war will continue to be waged at any cost, and for every one jihadist that is defeated, a thousand more will rise

按：在我们远远未能清楚明晰地认识极端主义的全貌时，正有一些孩童，就在此刻，无从选择地成长于这被仇恨和杀戮所烙印的日常之中。塔拉勒·德尔基用他的镜头提供了这难以复刻的内部洞察——伪装作圣战支持者与叙利亚基地组织成员的家庭一同生活，记录下这些身为父亲亦身为“恐怖分子”、身为孩子亦身为“未来殉道者”的真实个体们如何成为了极端信仰荼毒之下的危险力量和牺牲品。本周六，我们将一起赏析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一同直面这部挑战纪实创作伦理的强力之作。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阿布·奥萨马在陪他最小的一个孩子玩耍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塔拉勒·德尔基的纪录片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使他命悬一线 Talal Derki’s Syria Documentary Of Fathers and Sons Has Marked Him for Death 采访者: 亚伯拉罕·利斯曼 (Abraham Riesman) 翻译 | shun,Celine编校 | 王竹馨, shun 本篇字数4505字，阅读需8分钟 在塔拉勒·德尔基(Talal Derki)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较为靠前的情节中，有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发现了一只鸟，把它拿给父亲看。父亲建议他把这只鸟杀了，好让家人分而食之。杀死这只鸟后，男孩回到他父亲身边，兴高采烈地报告这场屠杀。“我们把它的头按住然后砍了下来，”他对父亲说，“就像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父亲。” 这个男孩是奥萨马，他的父亲名叫阿布·奥萨马，是叙利亚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一名战士。德尔基的这部纪录片于11月16日上映，它讲述了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庭以及一群好杀嗜血的暴徒；这对父子与杀手为伍，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正值焦灼之时，穿行于叙利亚北部明火执仗的炼狱当中。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德尔基，这位已逃离战乱定居柏林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伪装成支持圣战的纪录片导演，经年来赢得了努斯拉阵线战士们的充分信任。最终的成片表现出诡异的冷静，不经意间令人瞠目结舌，它揭示了是什么促使普通人最终变成了献身于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在最近的一次纽约之行中，我们采访了德尔基，谈论了不同寻常的拍摄过程，见证年轻男孩们被训练成刽子手，以及这部影片如何使他——并持续使他——命悬一线。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你是如何找到影片的主人公阿布·奥萨马的？ 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我一直在调查叙利亚的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是ISIS和努斯拉阵线的中心，所有的圣战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他们都聚集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地方。我有很多得力帮手。我把我要找的人物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后来先是找到了这群孩子，在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努斯拉阵线的战士之后，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在努斯拉阵线内部的联络人和我一起去见了那个父亲，他们说服了他参与拍摄这部影片。 然后你跟他说你是努斯拉阵线事业的认同者？ 我这样做是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否则，他们不会让我接近的。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不同的技能来到叙利亚。所有这些恐怖组织就由他们逐步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你去到那里，说你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长大，没能正确地习得自己的宗教，现在你想矫正所有的错误，为圣战做贡献。我说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他们对此确信不疑。他们给我支持，让我跟他们联络，准许我接近，而且未曾伤害我。但一旦他们对我起了一丝疑心，我就可能有去无回。如果他们对我有任何怀疑，而我人还在叙利亚，那这一切都会完蛋：不会有这部电影，也不会有我了。如果技术人员翻看我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通讯记录和背景，以及我的真实身份。我是非信徒，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这对他们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他们怎么会轻易地相信呢？ 这也是我在那期间一直有的恐惧。我在叙利亚境内外进进出出工作了两年半，就像个杂技演员。我必须打造出这样的形象，让他们信任我，对我不起疑心，同时让我可以在那里拍摄影片。所以我既得是演员，又得是导演。 所以你是在战争前线和柏林的家之间来回奔波么？ 在这两年半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带着摄影机待在那里。330多天。 摄制组有多少成员？ 在那个村子里我们一共只有两个人。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是摄影师。

所以那位摄影师也得装作是努斯拉阵线的支持者吗？ 不，不用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跟他们是同一立场的，他真心支持他们。不过他很胆小，他反对暴力，从没使用过任何武器。我在我之前的作品项目中教过他怎么使用摄影机。圣战愈演愈烈时，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虔诚。现在他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是在拍什么样的电影。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在动身前往努斯拉阵线训练营前拥抱他的弟弟艾曼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对这位你教过的摄影师撒了谎，你会感到内疚吗？ 不。我也没得选。我需要把这部影片拍出来。我不是个透露别人信息的间谍探子，说“轰炸这儿”之类的话。我只是和这个家庭同住在一个村子里，想从心理上理解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成长的。我没有在批判什么。我只是为了解开观众和我心中的疑问而去捕捉了一些瞬间。 解开了你怎样的疑问？什么事是你在拍了这部影片之后才明白的？ 我知道了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动机，和整个事情的关键。我明白了我们要如何防止这样的事在未来发生，明白了暴力的循环，我知晓了战争的遗存是什么，明白了他们的信仰，以及信仰背后的神话。我将其称之为“神话”，而他们称它为神之戒律。去了解这些人的身份，那些封闭的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以及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恐怖分子。这就是我们能将其攻破的方式。这是一场针对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群体。他们没有名字，他们自愿求死，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为真主而死。做一个殉道者。然后新的一代承袭此业，世世代代，前赴后继。所以我的困惑是，我要如何能捕捉到他们足以招致他人为此殉道的驱动力所在呢？ 所以说是怎样的驱动力呢？ 有很多方面，但我认为其中最危险的是第三世界的教育状况。学校里的暴力，家里的暴力——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人们在某个时刻拿起武器。我们无法让人抛弃信仰。人们需要信仰，因为那是对身后之事的寄托。我们不能摆脱宗教。但我们能做的是使宗教和社会摆脱暴力。当你成长的环境里学校有严格的规定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任何违反这样规定人都要受到审判，即使是他们的父母，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慢慢地，慢慢地，即便国家陷入混乱，人们也不会兵戎相见。他们会成为反对暴力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成人的。 在战争前线和你在柏林的新家之间来回奔波，这是相当不易的吧？ 真的很糟糕。非常可怕。尤其是回到柏林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影子，一个鬼魂。当你知道自己可能遇害时，你不可能感到安心。你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即使你知道自己身处欧洲，或者一个月后就可以去往欧洲，但是，仍然可能会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现在拍摄结束已有两年，我还在恢复中。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我。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我没有心力再冒一次这样的险。因为这种风险……并不是说我身在前线的风险。我具备拍摄的技术也了解基本情况，知道那里会有狙击手，知道时而会有子弹和炸弹横飞。相较之下，清楚地知道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或许会逮捕你，结果你的生命，则是更艰难的考验。[导演卷起右臂的衬衫袖子，露出手腕上的环状纹身。]我纹了这个纹身，警示自己不要再回去。 因为纹身是禁止的，如果他们看到了你的纹身就会知道你不是虔诚的信徒？ 是的。我知道这是阻止我自己回到那个危险之地的唯一方法。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独自在训练营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努斯拉阵线的人有没有差点揭穿你的谎言的时候？ 没有。从来没有。甚至在拍摄结束后，阿布·奥萨马还和我进行过沟通。2017年，我在圣丹斯电影节参加一个资助项目，我告诉他，“请不要再联系我，因为德国的特勤局正在调查我在叙利亚的事情。我必须拉黑你所有的账号，包括你和你的朋友们，直到一切都安定下来。”他回答说，“好的，当然，阿布·尤瑟夫”——这是我的化名——“别担心。等你觉得安全了再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听说他刚刚死了。今年10月17日。就在两三个星期前。 哦天呐，阿布·奥萨马死了？ 是的，当时他正在拆除一个汽车炸弹。有一段视频，有人拍到了他被炸弹炸死的那一刻。 你看过那段视频了吗？ 我看过了。虽然距离很远，但能看得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部电影即将公映，你会不会担心努斯拉阵线的人来追杀你？ 有些我不认识的人给我发来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恐吓或是威胁我。他的两个兄弟在威胁我，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有些人会突然给我发信息——他们是圣战分子——他们会说，“你没有权利发布这部电影。” 你会因此担忧吗？ 当然会。我已经不接受阿拉伯语的采访了。 你有安全防护吗，有没有安保人员或之类的？ 没有，这都没什么用。如果是些周围的邻居或是你所在地区的人，安保或许可以防住他们。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想做什么的话… 他们会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与此同时，我不想活在恐惧中。我是一个影像创作者，一个艺术家。自由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寻求保镖的保护？让警察守在家门口？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想聊聊影片中一个具体的场景。有一段是一群小男孩制造了一个临时炸弹，然后他们开始用它玩耍——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你内心总是需要做这样的判断：你是一个目击者，还是一个应该做些什么、主动干涉其中的人？我通常都会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但到了某些时刻，我会想，好吧，我得把这些拍下来。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人们应该知道。当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时，他的孩子都会玩些什么？他们的玩具会是什么？只不过，我会让他们把炸弹放在塑料瓶里，而不是玻璃瓶里，以便降低它的伤害性。拍摄这一幕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比拍摄其他任何场景时都要飙得高。这就是村里孩子的游戏。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拍下来。我得把这个画面放进电影里。因为人们应该知道。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上古兰经课程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在拍摄过程中，你最感到害怕的时刻是什么？ 很多这样的时刻。我可以告诉你，整个过程都非常可怕，特别是去年我开始在集训营拍摄的时候。 哦，你是指那些年轻男孩被送往的努斯拉阵线训练营？ 是的。在那里，我不再跟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而是和一个战士、斗士、圣战分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我必须在早上起来祈祷后决定呈现一个怎样的自己。因为人们会来询问我的背景和我所做的事。我必须一直保持清醒，并展示出始终如一的自己。一个很小的错误就可能会毁掉一切。 那些男孩们在训练营时，训练员会一直拿着一杆步枪朝着他们身边开火，以训练他们克服恐惧。你有没有看到过男孩们当中有谁被子弹击中？ 没有，没有过。至少据我所见，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这种情况确实常有发生。我没看到过，但这样的事是有的。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尽力避免呈现直接的暴力场景。除了他们宰羊的那一幕。 那个他们祭祀宰羊的场景，你为什么会选择把那个片段放进来？ 因为需要这样见血的时刻。这是他们献祭牺牲的时刻，而“献身”就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父亲献祭着他的儿子们，即使他对他们也怀有爱意。 这部影片在阿拉伯世界反响如何？ 实际上反响不错。那里的电影节规模很小，多是对社会的病态现状有所理解的人们参与的，他们知道这部作品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不仅仅是针对圣战，还是对于父权心态、男性力量的深刻批判。这是我们社会中以“父亲”这个角色为代表的男性力量的独裁统治。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一家之主, 阿布·奥萨马, 向摄制组介绍男孩们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那战争结束后你还会回去吗？ 不会。我自己吗？不会的。我的电影已经给我招来了太多敌人，而且是很危险的敌人。人生苦短，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东西。我已经 40 岁了，我不想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你现在在忙些什么？ 我在为我的朋友制作一部叙利亚纪录片。这个项目还蛮有趣的，我们会聊到它的。我还想写虚构剧本。我脑中有些构思，也想要实现它们。 是关于叙利亚的吗？ 不是的。我说过，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在研究神话，拍史诗片。像《重返霍姆斯》(The Return to Homs, 2013)、《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和即将完成的作品，都是关于神话的，关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特别的人。 你要如何找到希望呢？ 在我和我儿子一起玩的时候时常会感觉到，这就是我一生所求了。我们可以奔跑、玩耍，我能看着他的笑容，一起观察大自然。我不确定希望在哪里，但我们需要继续为之奋力，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值得更好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平复些许艰难，减少发生的悲剧。但若是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计划……你就会迷失并坐以待毙。你不会再进一步，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这些就是奋力的意义：希望。

「恐怖分子」这个特殊群体，相信对许多人来都非常遥远。

仿佛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的怪物：神秘、残忍、嗜血、狂热，唯恐避之不及。

但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真善良，却与这群恶魔，共同生活十几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

《恐怖分子的孩子》

豆瓣评分：8.5

这部影片被网友称为「恐怖分子养成记」。

它记录一群天真懵懂的孩子如何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最终踏入死亡的深渊。

作为一部纪录片，这里的每个恐怖分子自然都是货真价实的。

导演塔拉勒·德尔基伪装成一名支持极端主义的战地记者。

冒死潜伏在一个恐怖分子家庭，拍摄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叙利亚，北部，战乱不断。

阿布·奥萨马是生活在这里的，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中的一员。

同时也是八个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名字都是以阿布敬仰的人来命名的。

比如大儿子名叫奥萨马，名字来源于阿布崇拜的谢赫·奥萨马·本·拉登。

有一个孩子因为生日是9月11日，所以阿布给他取名穆罕默德·奥马尔——为了纪念9·11事件的袭击者，穆罕默德·阿塔。

说这些话的时候，阿布的脸上写满了骄傲。

因为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所信仰的真主的赏赐。

据说，在9·11袭击当天，他曾向真主祈求能在同一天得到一个孩子。

结果六年后的9月11日，穆罕默德·奥马尔出生，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真主回应了我的祈祷”。

彼时叙利亚内战正酣，阿布作为一名狙击手，同时又是扫雷专家，经常得活跃在战争前线。

这是一项极度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

但阿布对自己的安危毫不在意，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持续战斗”，直到解放叙利亚，建立一个他理想中的国家。

即便后来他因为不慎引爆地雷，被炸断了一条腿。

他依然不以为意，觉得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

因为这场「圣战」还将持续很久很久，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再生几个孩子，壮大战斗的队伍。

而他也早已做好了将儿子送上战场的准备。

这种做法，在和平年代的人看来，无疑是不可理喻的；

但这位父亲自有一套逻辑：他爱自己的孩子，但更爱他的真主。

听起来，阿布冷酷无情，但当他跟孩子们在一起时，他也丝毫不吝自己的温情。

有一次，阿布在执行暗杀任务时，曾提及了一件事。

之前他曾被敌人抓住，在车子里押送至经过自己家的时候，他从人群中闻到了儿子的味道。

那一刻，他心里在想，我还有机会再抱一抱奥萨马吗？

说这些令人动容的话时，阿布面无表情，正架着狙击枪瞄准。

然后下一秒，他就开枪射杀了一个人…

而这种不可理喻的价值观，也被这群崇敬着、热爱着父亲的孩子们所继承了。

他们玩耍，将小鸟的头切了下来，并笑着对父亲说：

“我们把它的头压下来砍掉，就像爸爸你对那个男人做的那样。”

他们打架，是因为那个人侮辱了真主、贬低了信仰。

他们作死，用塑料瓶制造土制炸弹。

不过，导演并没有因此就在片中表露过多的主观情绪。

因为这些长着一副天真稚嫩脸庞的少年们或许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

然而现实可不是因为你是孩子就会善待你——到了适合的年龄，阿布会将孩子们送去训练营，开始军事训练。

在那里，孩子们会统一穿上迷彩服，坐在一起听组织的宣讲。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端起机枪，进行实战演习。

甚至为了锻炼胆量，他们会被要求躺成一排，让人用机枪随意扫射。

连流露出胆怯的神情，都不被允许。

没有人会询问孩子——是否自愿加入组织，战斗到底？

在这片土地上，孩子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他们被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组织效力。

谁也不会去关心，当孩子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望着夕阳时，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们的生活，早已不由他们自己掌控。

最后，一向聪颖活泼的大儿子奥萨马表现出色，如愿踏上了父亲走过的，那条通向死亡的战争之路。

小他一岁的弟弟艾曼则被淘汰，重新回到了学校，在追求学业的同时照顾他年幼的弟妹。

导演本人也完成了拍摄工作，回到了自己柏林的家中。

不同的道路已将他们分离，也再不会有道路能让他们重聚…

影片一经面世便颇受好评，还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虽然最终败给了《徒手攀岩》，不过不得不说，那一届的奥斯卡纪录片真的都是用生命拍出来的。

许多外媒也都非常佩服导演本人敢于深入虎穴的卓绝勇气与智慧。

虽然主角是恐怖分子，不过纵观整部片子，导演都极尽所能地保持了克制与冷静，并没有过多渲染他们残暴的行径。

但同时也让观众也从其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恐怖分子的孩子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只是被灌输了所谓「信念」。

「圣战者」嘴上说着不忍看见祖国被毁，却亲手把这片土地打造成了血腥的祭坛。

这一幕有没有感觉很熟悉？那些香港暴徒们自恃正义，却把自己的祖国伤害得满目疮痍。

占领学校，伤害他人，毁坏公共设施，他们与恐怖分子又有何异？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可能还有孩子，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这种暴力的循环似乎无法可解。

那么这些动乱的隐患难道真的就会一直存在了吗？

这部《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导演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不知道和平的希望是什么。

但当我回到柏林，和自己的孩子玩耍，一起跑、跳，看他微笑的时候，恍若永恒。

我因此认定，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奋起斗争——

抗争到底，也许就是希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