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家赢家

最近《美国工厂》很火，其实类似的题材，德国人在10多年前就拍过了。当年两位导演来上海文广集团交流，作为SMG员工的我也参加了放映会，回去就写了篇观后感，今天借网飞纪录片的热度重温下，全文贴出（11年前的文章，还是学生气息浓烈啊，感慨下）。

永远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国工人，如同蓝色的蚂蚁——无声无息地“驾驭”着德国工业区的一座“皇帝的宝座”。

德国纪录片导演乌里克·弗兰克和米歇尔·吕肯用简朴的镜头，记述了2003年到2004年间，本国的“帝座”焦炭厂由四百名中国人拆运回国的过程，然后他们以《输家和赢家》命名这部纪录片，并尝试记录东、西方两类文化冲突所摩擦出的火花。

影片的最后一行字幕：2006年，兖矿从德国引进的两座7.63米高炉（中国当时的最高高炉为6米，提升了16公分），第一次投料产出50吨冶金焦炭，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吸收了德国技术，中国的炼焦技术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

中国是赢家吗？

“帝座”离开德国后，焦炭价格飙升，德国国内已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当年不惜巨资而建造的现代化焦炭厂卖给中国人，引起了德国国内民众的唏嘘。

德国是输家吗？

为什么我们从片中“赢家”脸上看不到喜悦？为什么我明显感受到一种贾樟柯电影中那种“个人在社会大环境下的渺小感和无力感”？也许赢家的概念，就如片中莫书记说的那样：“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大业”。

“咱们那些矿井里哪个不是头顶上吱呀吱呀的？那可是随时都会塌的！可要是没有那样的苦干，兖矿能有今天收购德国企业的壮举吗？”这样豪迈的宣言足以让每个中国人自豪。所以德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意识，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安全施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几乎从不娱乐，也从不休假；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愿意用超额的工作量换取低廉的工钱。在德国，没有德国人会接受这样的工作。

东西方理念的差异就如同那个拆建工地上的梯子一样，德国人认为它很危险而将它推翻，而中国人拍拍他的肩，用一句“我们是有经验的”轻松带过。当中国人和德国人共同坐在会议室里开会时，最尴尬的其实是那个翻译小姑娘，因为只有她才真正明白问题的所在。面对西方的体制，中国人的口号显得苍白；而遭遇东方的逻辑，德国人的行为显得笨拙。双方都无力去抵抗，当交流的过程出现阻碍时，大家就如同那些生锈的钢铁一样，只能暴露在空气中而自生自灭。自信的德国人和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只能用时间去消化这种接触上的不良反应。

虽然沟通上总是存在漏洞，但是中国人是不会停止脚步的，因为中国的未来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就如同影片中奔驰广告海报上的那辆新型跑车。也是为了这“美好的明天”，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咬牙奋斗，艰苦劳作，用牺牲小个人的方式将大祖国推上赢家的宝座。所以当中央四套节目中出现神舟五号上天，国家领导面对镜头自信豪迈的发言时，每个中国工人的脸上都是精神洋溢的，并发出一些憨厚的笑声。为此，他们甘愿牺牲与家人共度佳节的时机，蜗居在简陋的临时房屋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更严峻的工作中去。

虽然他们不会明白祖国的日新月异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早出晚归牺牲休息时间到底为了什么；虽然他们也认识到工作很危险，想改变，说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我们一样没出息。”看着这样的国人，由衷地觉得他们可爱，这比莫书记捣鼓德国名车，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可爱多了，因为他们就像我们大多数的个体一样，沉浸在大环境中，小心翼翼地把弄着手中关于梦想的泡泡，尽量不要把它弄碎。

也许他们作为个人，甘愿成为输家。

反观德国人，似乎在中国人在他们的工厂上写下第一个中国字时，就成为了输家，但是，技术可以失去，也可以重拾，自信的德国人有这个能力。然而，对于那些个体的德国人而言，“帝座”的消失而随之失去的是他们的工作、理想、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帝座”的元老级工作人员，53岁的莱纳和52岁的维纳，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些被体制化的人一样，面对“每天可以睡到想什么时候起来就起来”以及“从过去一天几个小时到今天起每天都可以和妻子在一起”这样的生活时，只能露出尴尬的面容和略带嘲讽的叹息。当中国人完成拆除工作离去后，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输家。莱纳反复说：“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失去工作就如同失去了生活，德国人就是这样的“死板”。

全球化发展对于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真的无力抗拒，只能“作茧其中”？当我在本片交流会上询问两位导演时，他们很顽皮地表示不会思考那么多，他们拍摄的初衷就是觉得东、西方两种文化相逢，会是件有趣的事，他们只是想借助个人的小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大面貌。在中国和德国的“合作交流”中，这次“帝座”焦炭厂的拆运，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全球化这样的大合唱中，这样的小插曲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我想全球化必定意味着不断地融合、沟通，但这样的过程是痛苦且伤感的。当个体的“人”最终创造或改善整体的“时代”时，谁输谁赢，已经不重要了。就如同片中的中国工人说的那样：“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在外乡他国，也能挺起腰板，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当作为“输家”时也能自豪地展露微笑，才是这个大时代下最珍贵的。

【写于2008年10月】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直白，清醒，且尖锐的片子，今天看来它所衍生的内容似乎已经超越它的纪录载体，却似乎早被遗忘，或者刻意藏匿在一个灰蒙蒙的角落里。通过关注一个特定时代的事件，作为一种时间的符号，来阐释对于全球化世纪的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展示东西文明的直接碰撞——有关输赢的探讨是一个无比尖锐的问题，却始终不能给出一个透彻的答案，人们的回答将随着时间的进程继续下去，并且保持问题本身的锋利，突破口永远指向时代间隙中的个体，甚至会产生比矛盾的现实更残酷更强大的力量。 德国的多特蒙德曾以煤矿业著称，造价6.5亿欧元的“帝座”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炼焦厂，投产8年后停产。在2003年初，山东兖州矿业集团买下了它全部技术专利，并购入了该厂所有的设备，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德国拆卸工厂，将它们打包运到中国——这个过程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速度令德国人感到恐慌与震惊。德国导演乌里克和迈克尔夫妇跟踪拍摄了整个拆卸过程，完成纪录片后他们惊奇的发现了这个故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尖锐反映，于是取了“losers and winners”这个颇有挑衅性的名字。 新世纪的到来，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了世界工厂的机遇，对比懒散随性的德国人，中国似乎是表面上的赢家——他们做事严谨，对待工作毫不懈怠，效率令德国人赞叹，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德国人三年的工作量，他们的凝聚力令发达国家感到恐慌，以及让人们生出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作态度和做事效率的失望，而这背后是他们长久以来建构在资本主义之上的发达文明，德国导演更多的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体现对于全球化的机遇性的思考和个人价值的反思——德国真的输了吗？ 对于今天看过影片的任何一个人来说，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影片中的中国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孜孜不倦的扮演好一个底层劳动者的身份，他们不要求加班费用，好的生活条件，各种福利和补助，支撑他们的就是一个朴素生活的梦想，那个时代还未融合进更加多元化的文化与价值思考——工人们仿佛脑海里没有疲倦，也没有与付出需与回报对等的私人化要求，很像当今主流所渲染的理想化的正能价值观，他们所追求的是“我想多做一些”而不是“我还能得到更多回报”。德国人对此表示惊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追求更好的个人生活，却把自己的灵魂全部奉献给并不能带来丰厚报酬的工作。与中国工人相反的是当时德国人的工作时间“一周工作40个小时，还常常提前下班”“每周都有充足的时间去休息”。而400名工人一年半的艰辛成果所带来的是，国际焦炭价格涨了10倍，德国人不得不由此感叹中国人的远见，同时，这些金钱却并不属于每一个底层工作者，以上层的远见作为引导并以底层工人的心血作为砖瓦的房屋，最终却只是奉献给上层资本家的房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似乎是输了。 倒也不必为此下一个绝对的定论——事实上放在个体身上关于是非的讨论是不可孤立时代洪流下的现实生活的，任何一种时代意识的稳定形成其后都埋藏着无数的历史渊源。在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之初，中国还是一个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国家，新生事物的侵入远远无法替代中国人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思索——对于左倾社会主义的盲目崇拜未曾退潮，底层工人们深入骨髓的传统奉献式价值观更是不会有所改变，面对德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充满欺凌性与资本霸权的国家，无数现代历史过往的政治积淀让中国人对他们充满一种友好的敌意。工人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示给德国人一个强大的，稳健的，带着发达梦想的，甚至是可以快速创造出奇迹的中国，他们的工作激情倒不如说是对于自我尊严认证的迫切——就是要你看到，要你恐慌，甚至要你感到卑微，让你膜拜。陷在时代带给他们的情绪中，让他们很难看到自己和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差别从而形成良性的反思。 回归到中国人本身——长久的农耕文明与重农抑商的古老社会地位分化诱导人们形成一种朴素且踏实的生活追求，耕耘所带来的必定是收获，奉献进全部力量的工作上的耕耘，则一定会带来安定的生活，中国的现代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来达到成功的，这样的历史价值观无形中必定给予了中国工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另外，努力工作带给他们的奖赏——大红花和光荣榜题名，使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对于德国人来说，和金钱有关的精致利己的思想主宰一切，因而与具体的物质福利无关的“奖励”的力量对于他们似乎是一种猎奇。若非了解一个古老的中国，也许很难明白“官方奖励”在普通人民心中的价值——象征着权势和威望以及美好生活的，古老的皇宫，现代的政府，当代的主流。而金钱在无比清澈的奉献式的社会价值观里是如此低俗。在那个时代，一朵大红花带给工人们的自豪感是远远超过金钱的，必须是一些可以公开的，无私的，关于奉献与卓越的事情，才足够让人感到舒畅和满足，光荣榜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拥有的勋章，是对他们最好的认可，也因着这份认可所给予的尊严，让他们继续满怀着激情将工作不知疲倦的进行下去。 《出路》纪录片里那个代表上层社会的女孩袁晗寒，去德国留学归来后曾说，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没有机遇去做出创造的，他们需要的是一颗颗螺丝钉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工作，站在一个高度文明上去创造更好的东西就会更加的艰难。导演郑琼后来在采访中说“袁晗寒所面对的是一种非物质形态上的困境”“她始终都在对抗无聊”我认为这样的心境恰好类似于当时的德国人——他们好奇的窥探着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不能够理解劳动可以让人拼尽全力，因为已经足够卓越的社会福利保障让他们不必去明白这些关于劳动上的沉浸式的追求，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德国人在中国人身上没能看到的，中国人却恰好在德国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是多么想有一天能够像德国人一样拥有那么发达的生活条件!而为了那一天早早到来，他们能做的就是劳动，拼命的劳动。集体陷入一种成功学的理想俗套中，重复性压榨自我的精力，这样的生活充实的令工人们根本无暇去思考形而上的东西，拥有一个坚定的梦想，他们也许一生都未曾察觉到非物质形态上的困境，这样的生命似乎悲哀，但同时又是一种不必去承受高级形态的痛苦的可能，一种有温度的可触碰的幸福。 在当今时代——后现代，全球化的讨论早已不是一个潮流，关于意识形态和文明融合的议题似乎也在慢慢成为历史。为“后浪”的身份标注做出辩驳的青年们，对于人生体验和自我价值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而世界文明交融的速度却似乎总是跟不上互联网中当代青年的思路，对于自我的位置与未来，我们确乎是迷茫的，甚至是莽撞的。过往的经验不足以汲取，而新生的事物又总在时代的缝隙中偶然衍生，世界似乎在以它的方式开始新的锻造，又因矛盾丛生而频频更换方向，森林就在眼前，这个时代对于青年而言却总是有着一种朦胧而普遍的雾气。事实上，在一个穿着鞋子的国家，去学光着脚的国家走路，双脚必然要受一些伤，而伤痛的源头就是，在一个穿着鞋子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太多国家能够光着脚的可能，而看到物与所属物之间的距离，不只是在个体的穿鞋脱鞋之间，其间相差了数个历史时代，相差了自古而来的文明起源，相差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差了大洋和大陆板块所分化隔绝衍生了的一切——观念的传播，解构与重建是如此迅速，而社会的革新却需要更漫长的时间，非自然化的冲撞是必定要流血的。当今时代给予人们的路途充满遍地的信息爆炸和以互联网为文化载体的通货膨胀，这条路异常的拥挤和艰辛，与其陷入迷雾，倒不如直面过往，坦荡体验自我的生活——作为时代间隙的又一个个体，任何国家的任何人，渺小都是他的永恒属性也是唯一的力量。至于输赢的讨论，它相当尖锐，但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并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时，就真的没什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