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乔的异想世界

我好久好久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这么激动了。#JojoRabbit# 让我又笑又哭。我走出电影院的脚步像在跳舞，我和朋友想聊两句刚刚看完的故事，结果相视而笑说不出话来。

我这一年也算看了不少好电影，绝对有非常非常好的，但没有一部能让我激动成这样。

这故事把人讲得那么真，罪恶的正义的，黑暗的明亮的，荆棘的平整的，棱角的圆润的，所有这一切、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区别”的，前者和后者是一体的是融合的是可恨的也是可爱的。

它也讲“爱”，最多的就是爱。它淋漓尽致地向你展示“爱”的力量——爱让人在绝境中保持人性，爱让人在最悲苦的时刻尝到甜，爱让人在枪炮与血肉模糊之外翩翩起舞。

JoJo的妈妈说，只有自由的人才跳舞。

JoJo的妈妈说，总有一天，你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她会教你爱。

然后爱能教你宇宙星河与人心万物。

“Find a lover, make him suffer. And trust without fear.”

一个懂得什么是爱的母亲，让两个天真的灵魂永远站在了“美好”的一边。

选择也是力量，而她给了他们选择“成为人”的力量。

所以最后Jojo问犹太女孩，“等你自由了，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下意识就知道答案，比女孩在荧幕上还要快一步地答了：

Dance.

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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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是电影最后导演送给观众的话。谢谢Taika Waititi和他的Jojo Rabbit，谢谢他对于人类与爱意的理解与展示，谢谢他给予我的力量和希望。

如果电影有意义，这就是它的意义。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在一个新纳粹主义抬头的世界和一个保守的好莱坞，很难想象《乔乔兔》这样一部以“十岁德国小男孩乔乔梦想成为最完美的法西斯”为剧情简介的影片是如何拍成的。

当然，《乔乔兔》不是第一部以纳粹和元首为取笑对象的讽刺喜剧。《乔乔兔》的发行方迪士尼，早在1943年就让自己的当家小生唐老鸭出演了讽刺动画《元首的尊容（Der Fuehrer's face）》，而卓别林在1940年的《大独裁者》中贡献了载入影史的滑稽希特勒形象。

《元首的尊容》

新老两版《金牌制作人》从娱乐业视角解构了第三帝国，时间更近的《无耻混蛋》则大胆地在一家电影院炸死希特勒，彻底改写历史。不能忘了罗伯特·贝尼尼的《美丽人生》，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讽刺喜剧，但它用温柔和幽默包裹催人泪下的残酷，成为最有力量的集中营题材电影之一。

但《乔乔兔》和这些作品都不同。《乔乔兔》不只是一部讽刺喜剧，它是一部纯孩童视角下的战争片（虽然主角似乎站错了阵营），也是一部战争年代的青春成长故事（coming-of-age）。这个待成长的主角是十岁的乔乔，一头金色小卷毛，小脸圆圆眼睛红红，不会系鞋带，正要踏入纳粹青年营成为一名光荣的小法西斯。

斗志昂扬的乔乔不知道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所信仰的帝国和崇拜的偶像都将毁灭，而他想赶尽杀绝的仇敌将变成朋友又变成亲人。他将认清战争的可笑，而这可笑又是如此可悲。

整部《乔乔兔》跟随着乔乔的视角，展现一个二战尾声期的德国，战败将近但几乎所有人都还沉浸在非理性的集体狂欢中，纳粹军服像《月升王国》的童子军装带着韦斯·安德森式的鲜艳，所有大人都变成了孩子一样滑稽而盲目的希特勒信徒，而所有孩子都是满口政治的愤怒战争机器。

我们的乔乔当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下的一名小小标兵。虽然犹豫和不自信是他的日常，但乔乔确信他未来一定会站骄傲地在元首身边。他的房间贴满了希特勒的海报和纳粹旗帜，他每日穿着纳粹青年营军服，他因为自己祖父不是金发郁闷了整整三周。但乔乔其实已经站在元首身边了：像其他大多数孩子一样，乔乔也有一位想象朋友，而这位会像十岁小孩一样闹脾气，每天用幼稚的话语鼓励乔乔的朋友，正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

我的朋友阿道夫和Heil他的最佳方法

《乔乔兔》有几乎三分之一的笑料，都来自导演塔伊加·维迪提本人扮演的这位想象中的元首。影片以元首对即将入营的乔乔发表的一番并不激动人心的动员演讲开头，伴随着一首激昂的德语版《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和民众"Heil Hitler"的历史片段，乔乔的好朋友阿道夫训练乔乔该如何正确地，中气十足地"Heil Hitler"。

《乔乔兔》改编自基调更黑暗的小说《Caging Skies》，而原著中是没有这个想象朋友希特勒的。导演原创了这个绝妙的设定，而福克斯探照灯对这个大胆想法只有一个要求：塔导本人出演这个低智版希特勒。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塔导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角色，这个希特勒尽职地陪在乔乔身边，做着孩子想象中成年人该做的事，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挺着显眼抢镜的小肚腩，很容易焦虑，一焦虑就吸烟（虽然希特勒本人非常厌恶吸烟）。

但这个希特勒毕竟只是十岁小孩脑海中的产物，他只知道十岁小孩知道的有限的事，不断复述着乔乔对世界最肤浅的认识。随着帝国日渐瓦解，乔乔与这个想象朋友的友情也摇摇欲坠。

虽然十岁心智希特勒的设定带来了颠覆性的喜剧效果，这个希特勒却是乔乔被洗脑成果的悲剧性具象。他更是乔乔身边唯一的父亲形象，是乔乔那远在战场杳无音讯的父亲，和只出现在报纸广播里的“英雄”元首的混合体。孤单的乔乔是多么需要一个父亲，一个导师，一个尽职理智的成年人，去教导他如何长大成人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但在这个年代，极端的意识形态是他受到的唯一教育，而陪在他身边的，只有这个不伦不类的希特勒。

乔乔身边其他的本该充当起父亲形象的成年人，有的还沉醉在帝国的大梦之中，有的已经彻底幻灭放飞自我。在训练营，乔乔和好朋友Yorkie，还有一大群野心十足的男孩，被教授的是如何刺杀和投掷炸弹，而女孩们学习如何护理，如何为帝国生育血统崇高的孩子。他们学习关于犹太人的理论知识，不断被灌输犹太人是长犄角长尾巴的怪物，看见犹太人要举报或者杀害。

用这些看似可笑的训练营活动，《乔乔兔》建立起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体系，展现帝国机器是如何严丝合缝地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忠诚追随者，又如何用模式化的集体给予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们一丝家国的归属感。晚饭时间，看到妈妈因为战争将结束而喜悦的乔乔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们会把我们的敌人碾成渣滓，然后把他们的坟墓当厕所”。十岁的孩子对这套煽动说辞如此熟练，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更不知道热爱祖国和盼望战争早日结束根本就是并不矛盾的两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关键瞬间，乔乔本会跟着自己的信仰一同覆灭。但在那一瞬间，他的天真善良本性盖过了向父辈追求认同的渴望和融入集体的热切，而那一瞬间引发的蝴蝶效应，给予了他最后逃离旋涡的机会。关上危险世界的门，在那个称为家的安全空间里，两位女性角色重新教会乔乔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身处的这个疯狂世界。

战场上的蝴蝶

妈妈告诉乔乔，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会感觉胃里有蝴蝶在飞舞。乔乔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一个高贵的雅利安人，骄傲的希特勒士兵，让他胃里的蝴蝶躁动不安的竟然是个犹太少女。

赋闲在家的乔乔，意外地发现妈妈在阁楼里藏了一个犹太姑娘。这个比他大不少的犹太姑娘叫艾莎，已经辗转了好多家庭的楼板和缝隙，最近被好心的乔乔妈妈收留。这个活生生的犹太人完全不是教科书上长犄角长尾巴的怪物，而在和艾莎的接触中，他对艾莎的敌意逐渐转变为对犹太民族的好奇和尊重，和艾莎的关系也慢慢经历友谊，心动，最终变成亲情。

艾莎由托马辛·麦肯齐（《不留痕迹》）饰演，在指导托马辛的戏份时，塔导要求她不仅要从历史资料中研究角色，也要参考《贱女孩》和《希德姐妹帮》里的恶女形象。艾莎这个犹太女孩虽然藏在黑暗里，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形象：她个性十足，身手了得还极擅讽刺，几乎没有自怜和期艾。

这不只是个纳粹遇见犹太人的故事，也是个单纯的男孩遇上女孩的故事。经历了自己的“初恋”，乔乔终于明白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是平等人类这样两岁小孩就该明白的简单道理。看着乔乔渐渐改变，摒弃占据他心灵已久的仇恨和偏见，变成一个正常的，经常闹出笑话的小男孩，艾莎说：“乔乔，你不是一个纳粹，你只是一个爱穿搞笑制服，想成为俱乐部里一员的十岁小男孩”。

艾莎的出现直接促成了乔乔的转变，但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直在潜移默化地间接对小乔乔产生影响。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妈妈，是整部色彩鲜艳的《乔乔兔》中最夺目的一道光。小乔乔本性中的天真善良，都毫无保留地继承自她。

乔乔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妈妈，她会穿和儿子同款的睡衣，睡前细细盘好头发，教儿子系鞋带，在儿子受伤后去和训练营老师理论。但她也是所有人都梦想有的那个妈妈，轻快活泼，穿一双俏丽的红皮鞋，喜欢喝红酒，喜欢跳舞，在玩乐的时候尽情地疯，在拥抱孩子的时候无限温柔；她可以眨着眼睛假装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可以抹一把炉灰假装是归家的丈夫，又马上快活地扭起屁股跳舞。

这样的妈妈，教会了心里只有纳粹的乔乔如何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十岁孩子，又教会没有童年的艾莎如何做一个女人。乔乔感受到了胃里蝴蝶飞舞，艾莎学会了直视老虎的眼睛。妈妈也让乔乔知道，战争不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不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人都希望乔乔做战士的时候，妈妈只希望他做一个平凡的真正的人：浪漫，自由，满怀希望，随时可以起舞。

但妈妈并不是头脑空空的天真派，在吊着反抗组织成员的广场绞刑架旁，妈妈掰过乔乔的头，逼他直视风中的尸体。乔乔问：“他们做了什么？”妈妈回答：“他们做了能做的。”

当乔乔终于脱下纳粹军服，在街头他发现了一只蓝盈盈的蝴蝶。乔乔头一次像天真儿童一样追随着蝴蝶奔跑，却最终来到了令人心碎的那双红鞋前。蝴蝶串起了影响乔乔的女孩和女人，但这个意象美丽中带着残酷。雄性暴力狂欢的战乱时代即将结束，希特勒死在柏林，父亲和母亲形象一同陨灭，刚刚在女性的温柔和坚韧下回归孩童的乔乔，令人心碎地瞬间长大了。

“现在不是当纳粹的好时候”

乔乔在立起堡垒的街头遇见了训练营里的好朋友Yorkie。乔乔兴奋地告诉Yorkie自己快有女朋友了，是个犹太姑娘，而Yorkie非常替他开心：“女朋友！乔乔，真有你的！”透彻的小朋友早就明白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多可笑，而在自身难保的大战来临之际，也不再有人关注犹太人这一层身份，毕竟这肤浅可笑的敌视并不能阻挡战场上的死神。

在一段近二十分钟的慢镜头中，最后的战役打响。在枪炮之间，乔乔看清了一切。牧羊人举起了枪，早就幻灭的训练营长官穿着自己设计的五彩战服拎着号加入战斗。训练营里的女孩毫无头绪地摆弄着武器，而那一群男孩，人手一个手榴弹，欢呼着冲进弹雨中进行第一次实地操作。

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信念和口号，都是如此滑稽而无意义。那些表情疑惑或兴奋的孩子不过都是推迟帝国溃败的炮灰，但那个失败的结局早就已经写定。

从一个德国孩子的眼睛，《乔乔兔》展现了被全世界放在对立面的那群人民在战争中的无所适从。战争的创伤从来不分正义或邪恶，历史的结局写好时，乔乔家门口的街道响起枪决战俘的枪声，普通民众眼神麻木。

他们终于知道现在不是当纳粹的好时候了，但这个从孩子口里说出的轻飘飘的教训，将是这个民族永远背负的沉重罪孽。

《乔乔兔》是一部情绪相当饱满的电影，它有多令人发笑，就有多令人难受。《乔乔兔》在引发共情上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主角乔乔的选角，第一次演电影的小演员罗曼·格里芬·戴维斯，像极了年轻的朱莉·德尔佩，天真懵懂，脆弱得令人心疼。

斯嘉丽·约翰逊则再次提醒观众她是一位多么严肃的好演员，这个多元的母亲形象有望为她拿到一个奥斯卡提名。但《乔乔兔》中的表演几乎都是奥斯卡级别的，塔导的希特勒和托马辛的犹太小姑娘都令人惊喜，小演员Archie Yates的Yorkie像一团元气十足的小奶油，斯戴芬·莫昌特的秘密警察头子，用五分钟的轮流“Heil Hitler”贡献本片最紧张也最爆笑的桥段。

但最出彩的配角，当属山姆·洛克威尔饰演的画妖娆眼线的深柜长官。这位去年的最佳男配角，透露自己演绎这个角色时本想从《辛德勒的名单》等作品中找灵感，最后却决定演一个“对帝国幻灭了的带德国口音的比尔·莫瑞”。不管洛克威尔对比尔·莫瑞的模仿到不到位，这个表面吆五喝六，内心又怂又丧的角色成功成为《乔乔兔》最有记忆点的配角，最终用一身奇装和大厦将塌之际的善良赚取了无数眼泪。

《卫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1%的美国人，66%的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奥斯维辛”意味着什么。但《乔乔兔》传达的信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纳粹有多坏，也无意通过讽刺纳粹来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

《乔乔兔》只是可贵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重新解读了战争和强权下的意识形态，重申一个虽不新鲜，但在当下尤其需要不断强调的普世价值观：没来由的仇恨是源于无知，而当我们放下偏见，会发现我们不过都是人类。犹太人不长犄角，德国小孩只是小孩。

骑车遇见一群伤兵时，妈妈微笑着挥手：“欢迎回来男孩们，现在回家去亲吻你们的母亲吧！”大战结束，劫后余生的乔乔在街头遇见Yorkie，小胖被逼上战场又死里逃生，这时已经褪下军服穿着一个皱巴巴的背心的他，挥着小胖手说：

“再见乔乔，我要回家亲吻我的母亲啦。”

第44届多伦多电影节已经于9月15号落下帷幕，这也意味着颁奖季的号角已经吹响。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奥斯卡“前哨站”的北美最大电影节，总能在每年的九月为影迷带来颁奖季最有竞争力的影片。

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的《绿皮书》了。《绿皮书》在上映前可谓默默无闻，是多伦多电影节让它开始被人们注意，它不但被影迷票选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最高奖项“人民选择奖”的第一名，并一路杀到最后，直至囊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再往之前的例子，诸如《爱乐之城》、《三块广告牌》和《房间》等等影片，都是“人民选择奖”的赢家，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在奥斯卡拿到了重量级的奖项。

2019多伦多电影节红毯集锦

今年的“人民选择奖”被这部《乔乔兔》拔得头筹。跟去年的《绿皮书》十分相似，《乔乔兔》依然是一部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的影片，而且上映以前的名气并没有很大。除此之外，两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在专业影评和大众影迷的反馈上。二者的反馈是截然相反的，《乔乔兔》首映过后，在诸如MTC这样的专业影评人平台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分数，这样的境遇跟去年的《绿皮书》如出一辙；然而，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却是交口称赞。

《乔乔兔》

就拿全球首映场结束时的现场反应为例，全场观众集体起立鼓掌欢呼，久久未能平息。而作为媒体场的一员，我在媒体场放映结束时，同样感受到了很多媒体人的喜爱与热情。由此可见，《乔乔兔》的确是有它的魅力所在，也必然是被很大一部分影迷认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部电影也许会是今年大银幕上最催人泪下的喜剧。

《乔乔兔》主创亮相电影节

《乔乔兔》的故事从二战的战败国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颇有当年《美丽人生》一样意境的故事。导演用很强烈的风格化处理，并带有几分夸张的意思，呈现出一种悲喜交加的高级感。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德国，10岁的小主人公乔乔，跟自己美丽善良的妈妈一同生活，他的爸爸因为战争而远征沙场，母子二人在这个阴影笼罩的时期生活地有苦也有甜。在参加德军组织的童子军训练营时，乔乔因为自己善良的本性而不敢杀死一只兔子，就被训练营里其他的孩子嘲笑为“乔乔兔”--一种象征懦弱的称号。

训练营结束后，独自一人在家的乔乔偶然在妈妈二楼的卧室里发现了一间暗房，房间里居然有一个被母亲藏匿的犹太姑娘。从小就被洗脑认为犹太人是邪恶的乔乔，在举报这个姑娘和念及自己妈妈之间不能抉择。

而随着与这位犹太姑娘的逐渐接触，以及身边人对于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关怀，乔乔逐渐战胜了心魔，有了自己独立的认知。并开始迎接战争过后的新生活。

战争时的母子关系格外动人

《乔乔兔》的故事是一个被很多人讲述过的文本，战争、家庭、种族等等这些主题，在同类题材电影里出现的次数不胜枚举；从孩子视角出发展开故事的手法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可这部电影借助了一个十分诙谐幽默又充满讽刺的外壳，呈现了一个足够有分量又温情满满的内核。

虽然这样用喜剧手法来调侃严肃历史题材的手法，难免会被许多人诟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影评人给出差评的原因）。但你绝不能否认它的优点：这部电影故事完整，细节充沛，人物立体饱满，感情也调和的恰到好处。它即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喜剧，因为好的喜剧永远拥有一个悲伤的内核；它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悲剧，因为它拥有让你泪中带笑的魔力。

《乔乔兔》片场

电影的主人公“乔乔兔”，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他的视角出发呈现出的二战，虽然残酷，但却充满童趣，正如整部电影里的笑话都带有孩童的天真，有些笑点看上去很肤浅，甚至可以说幼稚，但正是这种孩童般原始的幽默，才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才让剧情中流露出的感情更加强烈，直抵人心。

全片充满天真烂漫的童趣

电影中的成年人都极尽全力的为孩子营造着天真善良的世界。无论是玩世不恭的军官，还是乐观开朗的妈妈；军官会毫无顾忌的打扮成自己图画里的样子奔赴沙场，妈妈会在最黑暗的战争时刻也不忘带着孩子跳舞。相反的，电影中最“正经”的，反而是只有十岁的小主人公乔乔。乔乔处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年纪，他被迫的迅速长大，并要学会面对死亡与离别；这种成人与儿童人设上的颠倒，让电影那种悲喜交加的感觉更进一层，也成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的另一个地方。

片中大人们

《乔乔兔》在人物的塑造上虽不能说卓越，但每个人物各有特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就是电影的小主演罗曼.格里芬.戴维斯，他的表演自然流畅，作为电影中一个最具有矛盾性的人物，小主演不但保留了自己身上的那份童真，与此同时又要乔装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面对自己这个年纪本不该面对的事情。电影里的他，世界观尚未建立，身处战争年代，被迫的接受着洗脑，他矛盾且疑惑的成长着，像那个时期德国的每个孩子一样，他的脑子被耳濡目染的植入了一个“希特勒”。每每面对困惑，这个“希特勒”就会幻化成一个心魔，用孩童般幼稚的言行去左右孩子的行动。

电影对这个心魔的呈现，依然选用了极为戏谑的搞笑方式。可以说全片笑点最密集的人物，就是这个小男孩心里的“希特勒”。这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恶魔的人，被呈现的如此搞笑，这又一次强化了孩童视角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偏离的中心思想，那些最黑暗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去战胜它罢了。小主演在处理跟这个心魔的关系时，以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方法，表现的生动有趣。

“心魔”希特勒

电影中的成年演员们，都值得表扬，他们都在各自角色有限的空间里，把人物的特点呈现到了极致。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妈妈，不但婀娜多姿，而且温柔善良。她既可以摸一把炉灰在脸上假扮成爸爸安慰儿子，又可以带着无比灿烂的笑容欢迎从沙场归来的士兵。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温暖的一道阳光，是她让孩子的生活发光，也给周边的人带来暖意。这个角色也让今年斯嘉丽又一惊艳了观众，跟同样在电影节饱受赞誉的《婚姻故事》比起来，《乔乔兔》里的她完全是另一种状态，让人不得不佩服作为商业票房明星的她，认真起来演戏，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演技爆棚的斯嘉丽.约翰逊

山姆.洛克威尔和出场不多的雷蓓尔.威尔森一样，担负着耍宝的作用，为全片提供了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点，很多时刻都让人笑着笑着就落了泪。另外一个主演，扮演犹太女孩的托马辛.麦肯齐，实力一样不低，早在独立佳作《不留痕迹》里面，她就证明了自己不凡的表演能力，这次有她饰演的犹太姑娘，果敢、坚强又不乏浪漫之心，是电影中一个核心人物。

“军官”山姆.洛克威尔

喜剧大师卓别林曾说“当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还是值得坚持下去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乔乔兔》这部电影的结局十分恰当。

因为无论战争是否结束，人总要成长，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每个人终将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于未来，我们本就一无所知，与其纠结于生活的苦，不如微笑坚持；因为也许坚持之后，你会发现暗房外的阳光是如此明媚，妈妈曾经的那句“无论何时，都应该跳舞”是多么意义重大。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

作者：Michael Koresky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我从未忘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十一年级的历史课堂上，我的老师在讲述纳粹大屠杀时，满怀信心地告诉全班同学，纳粹党中有许多人都是“同性恋恶魔”。几年之后，我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但我很清楚的是，这种特殊的措辞，这种“同性恋纳粹”的宣言里蕴藏着的反常意味，主要指涉的其实是同性恋，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为了强调纳粹那种莫名引人注目的虚伪——是的，他们将同性恋者标识为应该处死的对象，他们也是这么对待犹太人、罗姆人和残疾人的。但与此同时，许多纳粹也是明里暗里的同性恋。这似乎成为了某种证据，这似乎在历史课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性。无论是否有意，那位老师的措辞（“同性恋恶魔”）中蕴含的恐同情绪，铸造了一种相应的滑动标尺，人们可以用它来界定可接受的暴行。多年以后我发现，这种恐同情绪还催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导演兼编剧塔伊加·维迪提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尝试，他试图创造一部讽刺大屠杀的作品，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一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酷儿暗示，这也是本片中众多失败的元素之一。在这部作品里，克伦琴多夫（山姆·洛克威尔饰，这是他塑造的又一个终会“洗心革面”的反派角色）这位有现实依据的纳粹配角，无论在剧作层面还是在表演层面，似乎都在刻意暗示什么。在克伦琴多夫和一位金发的党卫军助理（阿尔菲·艾伦饰）之间，发生了一两个“关键情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情爱式的化学反应。他们共享了一些看似幽默但其实意有所指的工作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两人脸庞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英寸，这是异性恋观众喜欢的那种视觉笑料。克伦琴多夫同时是军队的上尉、官僚办公室的助理，以及希特勒青年旅的童子军领袖。在影片最后的高潮段落中，他再次出现——当盟军入侵柏林的时候，他以一种拿破仑式的、辉煌夺目的夸张姿态，与他的二把手一同挺身而出。直到这样的时刻，他们才用披肩和流苏装饰了制服，洛克威尔还画上了黑色的眼线，他的瞳孔中射出无畏的、闪动的光芒。然而，他们骄傲地穿上的这套“改良”制服上，居然出现了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译者注：粉红色倒置三角形被纳粹用来标志集中营里的同性恋，以此羞辱同性恋。在70年代后这个标志被LGBT群体正能量化，变成了对抗恐同情绪、坚定自我认同的标志。）

克伦琴多夫的角色成为了一种用途广泛的能指，他可以被用来指涉那种同性恋倾向，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迷人而古怪的法西斯主义者。事实上，在电影史上，长期存在着这种令人困惑的刻板印象，克伦琴多夫不过是最新的成果罢了。这类形象主要立足于一种恐同美学，而非任何微妙的历史观。这些角色（比如维斯康蒂《纳粹狂魔》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魏玛时代的性解放，尤其是在第三帝国仍未崛起、自由也仍未被压制时的柏林。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只是令人不安地重申了性别规范：嘲笑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显露女人气的“怪物”，无异于将他们置于常规之外，而所谓的“常规”，也就是社会可接受的“男子气概”。例如，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受到了历史性的关注，他是希特勒亲密的伙伴与手下的军官，也是一位已知的同性恋者。对恩斯特·罗姆这样的人的历史成见，充其量只能反映历史讨论中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结，它无法构成任何关乎人性的、意味深长的讽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三帝国公开或是暗中接受任何男同性恋关系。然而，迪内希·德·索萨这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还是声称——在他那部垃圾政治宣传电影《一个国家的死亡》中——希特勒可以容忍同性恋，他也由此推论，法西斯主义与“同性堕落”可以联系到一起，对他来说，这种堕落可能永远都是令人不安的吧。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他就下令杀死自己的“亲密伙伴”罗姆，这也是他巩固权力的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人们称之为“长刀之夜”（令人难忘的是，在维斯康蒂的作品中，这起事件被呈现为一场针对同性恋者的屠杀）。此外，是的，有超过十万名男同性恋者被迫穿上饰有粉色三角形的衣服，被送到集中营里处死。强调这种“同性恋恶魔”的概念，意味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转义——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离经叛道”的性行为，在任何主流文化中，这种转义都是持续存在的。

但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维迪提为我们呈现了一些更为诡异、愚蠢、麻木的东西。当导演维迪提在接受在线杂志“Pride”的访谈时，一位年轻的编辑直接询问了相关的问题，维迪提被迫解释洛克威尔所饰角色的“酷儿化纳粹倾向”。虽然他的答复显得迟疑而迂回，但他依然断言，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你知道的，在每一场战争、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代表着两种人类的特质”，导演答道，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不知所措。他接着说道：“我喜欢进行这样的想象：山姆所饰演的角色，在战争开始前经常光顾Kit Kat俱乐部（译者注：德国著名的同志夜店）或是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俱乐部，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这时候，维迪提朝着那位年轻的采访者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这是个秘密。这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Kit Kat俱乐部不过是《歌厅》（Cabaret）中的虚构想象——这是一部由哈尔·普林斯、约翰·坎德和弗里德·埃布创作的百老汇音乐剧，它后来也被改编成了鲍勃·福斯的电影杰作——其原型据说是魏玛时代的柏林酒吧“Eldorado”，该酒吧的特色是变装的表演者。我们可以在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作品中看到相关的信息，这位作家撰写了一系列以柏林为背景的故事。

这种将历史与幻想混为一谈的做法，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恶劣行径。它有些诡异、愚蠢与模糊，其实整部《乔乔的异想世界》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但接下来，维迪提继续说道：“所以我倾向于这样揣测他的背景，你知道的，他原先很张扬，甚至还出柜了……但接下来的事你也看到了，他被这场战争席卷其中，他成为了一名士兵、一位战争英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不得不隐藏、封存起来的东西。”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这种同性恋恶魔的刻板印象，这赋予了他主体性与人性。克伦琴多夫的同性恋情结使他成为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杀人如麻的纳粹来说，这是一种怪异的赦免。因此，这一角色在表现自我的时候，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反映了整部电影的困局：它试图让德国人那种有缺陷的人性变得复杂化，但又没能更多关注影片中唯一的犹太角色——也就是托马辛·麦肯齐饰演的那位藏匿起来的犹太女孩——似乎这个角色的人性是无需刻画的，这让这部影片变得清晰而直接。

《乔乔的异想世界》探讨的是二战时期德国人的精神复兴——虽然我并无恶意，但对于一位犹太人同性恋观众来说，这部影片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意义，但要是说得直接一点，它甚至算是一种冒犯。自七十年代以来，LGBTQ社群对粉色三角形进行了再利用，他们将其看作是某种未被磨灭的、同性恋骄傲的象征。对“酷儿”（queer）一词的使用也具有类似的逻辑，这些元素曾经都是一种侮辱。然而，在《乔乔的异想世界》的语境下使用这种意象是荒谬的，它会让人们想起种族灭绝，但这部影片又始终拒绝深入这一议题。此外，这种误用也对同性恋“骄傲”的概念，进行了扭曲化的、过分简化的处理。维迪提曾经说过，他的影片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现在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介入了我们当下的政治噩梦，在这场噩梦中，白人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二十世纪的历史正在被遗忘。我个人十分怀疑，任何一位专业的艺术家，如何能够相信这部电影的逻辑：在诠释这些纳粹恶徒（他们实施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种族灭绝，这夺走了六百多万人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时候，它进行了颠覆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戏仿处理（在小乔乔的想象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一个可爱而滑稽的朋友），这并不能帮忙打捞“当代世界”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在我看来，有些事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乔乔的异想世界》这样的影片中，这种欢快的、非历史的颠覆影像，表现为如此宽泛的形式。正因如此，它们可能会掩盖一些其他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有机会展现出更广阔的图景。在电影银幕上，对于同性恋纳粹的描绘，可能比受到纳粹迫害的同性恋来得多。这是又一个显而易见、却令人费解的案例，它展现了内在于我们文化的恐同情结。我不愿去期盼——我甚至不建议人们去寻找——更多二战时期的受害者叙述，但我衷心推荐埃托尔·斯科拉的《特殊的一天》。这部作品更具电影化的价值，它以一种更严肃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政权对待同性恋危险分子的真实方式。

《特殊的一天》以一部名为《元首访问意大利》的六分钟档案新闻短片作为开场，这部短片中贯穿着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它耀武扬威地预示着，希特勒将于1938年5月6日访问罗马。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成群结队的意大利公民兴奋地聚集在城市的街道上，为这位德国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铺开红色的地毯。我们可以看到军队的威势与狂热的欢呼，这一切都是为了献给这位独裁者巨星。这截短片与影片剩余的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部庄严的双主角情节剧，片中的两位角色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不是去参加集会。尽管在这部作品之前，斯科拉主要是以喜剧闻名的，但他其实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参政的知识分子，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员。《特殊的一天》正是这样一位喜剧导演的作品，他的祖国有着矛盾的、法西斯主义的过去，而他确实想与这些过去进行斗争。

这部影片有一种经过漂白的棕褐色质感，它讲述了两个社会边缘人士之间短暂的、却又意味深长的联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安东涅塔（索菲娅·罗兰饰），她的六个孩子和自我陶醉的丈夫都不重视她。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庭院对面的单身汉加布里埃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她此前从未见过他。接着，安东涅塔那只喋喋不休、叫声如哨的宠物八哥从笼里逃了出来，飞进了他的房间，这促成了一场美丽的邂逅。这似乎是一个通过不详的战时背景衬托的浪漫爱情故事，影片的选角（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最为浪漫的两位巨星，罗兰与马斯楚安尼）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特殊的一天》继续朝前发展，成为了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显然，罗兰在家中是很孤独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也确实认为，英俊的加布里埃尔可能会带来一段禁忌的风流韵事。但是，他们之间的纽带逐渐发展成一种更为情绪化的、智性的东西，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性爱层面的。

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刚刚被解雇的电台播音员，他被定义为一个危险分子。当她问他为什么丢掉职位时，他含糊其辞地说，“因为缺乏罗马人的自豪感。”最终，我们和天真、保守的安东涅塔一同了解到，他之所以被驱逐，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直言不讳。他最终向她坦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身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无用的、唱反调的、有堕落倾向的人”。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加布里埃尔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无论是作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还是危险分子——但他必须躲藏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已尽，他只是在等待那些人带走他时的敲门声。尽管如此，他仍然善于讥刺、非常务实、频繁地自嘲。对于安东涅塔来说，这些特质既令人厌恶，也令人沉迷。面对自己居家时百无聊赖的处境，她从未质疑过其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涵（在影片前半部分的大量场景中，镜头耐心地凝视着她，她反复地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公寓中独自行走）。当他帮她叠衣服的时候，她勇敢地在公寓的屋顶上亲吻了他，接着他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的反应是打了他一巴掌。他跟随着她跑下了楼梯井，她尖叫地斥责他为“Frocio”（“死同性恋”）。他的话语在这幢建筑物里回荡着，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都去参观那场墨索里尼的历史性会面。安东涅塔起初感到非常厌恶，她谴责他缺乏男子气概，以及这种特质与政治缺陷之间的联系——“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我们党的成员，我们的党属于真正的男人”，接着她便跑开了。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公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同族灵魂。最终，法西斯确实带走了加布里埃尔，安东涅塔又一次被留到了自己的公寓里。她与许多处于这个位置的女性一样，无论是面对噩梦般的历史，还是面对自己被扼杀的幻梦，她们都注定是被动的见证者。

《特殊的一天》可能是一部过于克制的情节剧，但其中蕴含的那种深邃而明亮的忧郁，要远远超过维迪提的喜剧中那种俏皮而温顺的隐痛。正如维迪提在谈及自己的影片时宣称的那样，斯科拉在制作《特殊的一天》时，并不是想要制作一部安全时期的作品，而是要回应当下的政治现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中，民族主义隐隐地卷土重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该党声称自己有数十万名成员。当这个直言不讳的可怖团体浮现时，距离该国当时犯下的二战罪行，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历史，但他们仿佛对当时的噩梦不屑一顾。因此，《特殊的一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它的导演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重申人性——虽然这部影片可能不会提供真正的颠覆，也不会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可以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找到这些东西，这是一部早两年拍摄的、探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令人恐惧而震惊的影片。但后来，意大利和世界各国都禁止了这部作品。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只能说法西斯主义是反我的。”加布里埃尔狡猾地向安东涅塔解释道。这只是一则简单的声明，但它触及了某种相当复杂的事实——某些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不人道的，他们甚至与个体性是相斥的。维迪提塑造的克伦琴多夫上尉，最终通过让怪诞的旗帜飘扬在空中，得到了某种救赎——无论这是否构成一种广义的讽刺，这似乎都在说明他的同性恋身份神奇般的突然可以被理解被认同了，其同性恋身份突然可以超越法西斯主义了。

邪恶的意识形态会吞噬它们所引诱的一切，在这种吞噬过程中，并不会催生出更好的自我。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塔伊加·维迪提的镜头下不光有纷繁如春的色彩世界，还有瑰丽曼妙的奇异幻境，如果说前者作为情绪与节奏的暗示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那么后者便是隐喻与符号的自由王国，对于塔伊加电影的陌生和色彩的无感使我选择审视后一个话题，而我之所以将“构图艺术”和“隐喻象征”并列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塔伊加的构图艺术在视觉审美的纯粹表现力之外还具有隐喻象征的另一层内涵，也是其诗性之所在。

然而我以为隐喻的魅力在于开放性，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隐喻世界与符号王国中，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只有巧拙美俗之辨，然而这种评判的标准又是极其私人化的，正如镜子的美妙之处不在于它折射了多大的世界，而在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达到各自理想的境界，所以明白无误的指示与确凿有据的论调都只是万千小径中的一条，本文不打算列举笔者所走的路径，而只是提供若干包孕性的路口，供游览者择其所好而从。换句话说，笔者以为意象就是意象，作为隐喻的载体本身的价值远高于其可供解读的含义，没打开过的礼物才是最具有潜力也因而最美好的。

塔伊加狮子座的果敢与胆略

一.WHO IS THE RABBIT？（兔子的意象）

nazi党卫军的红黑配色而设计的标题

RABBIT在全剧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片名展示的镜头里，我原先看中译名还以为英语原名应该是JOJO'S FANTASTIC WORLD之类的，后来才发现是JOJO RABBIT（因此另一个版本中文译名作“乔乔兔”），刚刚看到兔子，我的直接感受是莫名的矛盾感，和整部剧格格不入，特别是在这一段宣誓之后——

jojo开头和虚拟领袖宣誓参加training weekend的场面

而rabbit似乎是与snake，wolf，panther，German极其矛盾撕裂的意象，正如在威权法西斯国家机器下孱弱善良的小男孩jojo一般，后面的剧情中则出现了jojo和兔子的第一次交锋，在Hitlerjugend training weekend（纳粹少年训练周末）的训练中，他被要求绞杀一只无辜的灰兔，却在善良的天性下将其放下让它逃命，而被众人嘲笑为jojo the rabbit，这是jojo第一次和兔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绞杀兔子的方法也是具有象征性的，“用靴子堵住它的嘴，以便让它叫不出声”式样的残忍

兔子的第二次出现是在JOJO与Hitler的精神对话中，这让人想到希特勒在德军战略防守阶段的一些措辞与布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小男孩的自我安慰与心理防御机制，兔子在年幼的JOJO眼中具有勇敢、狡猾而坚强的特点，让人想起后半段在炮火屠杀中坚强求生的JOJO。

"Be the rabbit"清脆的银铃声让人记忆尤新

第三次是在JOJO作死扔手榴弹炸伤自己后，妈妈帮JOJO系鞋带，看到斯嘉丽内心是狂喜的，也太撩了吧！这里系蝴蝶鞋带有了一个曼妙的隐喻，像是把兔子的尾巴绕在它的耳朵上，然后把它绑起来，塞回洞里。

L形稳定清晰的构图

但有意思的是兔子那短小的尾巴根本不能绕在它的耳朵上，也使得这段对话带上了无法实现的苍凉感与耐人寻味的魔幻感。

意味深长的镜子，使得空间开阔

而我想说鞋带在片中绝对是具有丰富象征力的，你不信的话不妨来看看这一段：

湖边和妈妈rosie的对话

炸药、肌肉、金属都使人联想到战争和法西斯主义

rosie借系鞋带之名，将JOJO的两只鞋绑在一起

或许这就是炸药、肌肉、金属在rosie看来的后果，自我绊倒，此路不通

是的，战争和nazi让rosie感觉恶心，正如下面片段中所说的，让她感觉像是喝醉了

而与之相反的蝴蝶结鞋带则可以自由自在地舞蹈，我以为“蝴蝶-鞋带-舞蹈”在电影中构成了一条完整且互相映衬的隐喻链，不多说了，多说就没有美感了，还是自己在电影中体悟这三者曼妙的交互吧，像极了一段舞蹈。

emmm跑题了，应该聊的好像是兔子，我们来看下一个出现兔子的镜头。

好像已经在很后面了。

这里是JOJO知道德国战败，Elsa自由以后，翻开他的书，出现的寓言性画面

握着钥匙的小男孩在考虑是否要放出笼子里的兔子，像极了知道秘密的JOJO在犹豫要不要告诉Elsa这个自由了的消息，看到这里，我才发现标题JOJO RABBIT不是从属关系而或许是并列！这本JOJO自己写的书实在是太妙了，我下次学了德语一定要写一篇研究的影评，给人一种斯特林堡的《半张纸》的感觉，嗯！文学应当是那半张纸，是同时也不是整个世界。我一直很感兴趣文本中的文本，电影中的电影，剧中的剧，音乐中的音乐，因为它们是让人审思媒介之所以为媒介的存在，在套用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原先透明的媒介之存在，并打量他，通过这种方式触摸体悟不可见的隐形之物。

二.帐篷！帐篷！还是帐篷！（帐篷的意象）

在开头的Hitlerjugend training weekend（纳粹少年训练周末）里，斑斓缤纷的帐篷群是非常抓人眼的，共有两幕经典构图，一次是开营讲话，另一次是焚书夜眠，像是为一幅打好线稿的草作赋色，塔伊加展现了他对于色彩不凡的感知和调度能力。

开营讲话

两图对比之下，帐篷群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空中飞舞的流火将其渲染为曼妙的视觉盛宴，寓残酷于温情，奥斯维辛之后，不光写诗，大抵什么都是残酷的。镜头画面极美，忍不住再放上一张。

焚书夜眠

我真的很喜欢塔伊加的镜头语言，像是游吟诗人。

飞火流丹的岁月

三.蝴蝶或是兔耳？（鞋带的意象）

笔者是一个恋足控，所以对鞋子的相关意象非常敏感，在电影中鞋子在很多处情节有身份象征与权力话语的色彩。

JOJO被军官嘲虐

这里的军靴象征了法西斯威权主义和集体的暴虐。

精致的绣线舞鞋和苍黄的光线，古典气息扑面而来

Inga的芭蕾舞鞋传达了接下来的镜头是Inga的房间

街头绞刑架

街头绞刑架上活吊的死人都是不露脸的，鞋子辨识也代表了他们的身份，或许这里想象征的是无数无名的反抗者们，从事着和JOJO妈妈一样的自由德国运动，在自由曙光来临的前夕这样不为人知地吊死街头，这个象征模式贯穿全片，以至于在传达JOJO妈妈被吊死的讯息时甚至没有给她一个正脸，而依旧只是鞋子的特写。

jojo第一次为妈妈系鞋带

从JOJO在街头张贴传单处，我们可以发现上图粘附于裤腿的传单的全貌，笔者不懂德语因而只能求助翻译“BEFREIT”是“被解放的，被拯救的”意思，“DEUTSCHLAND”是“德国”之意，“BEKAMPFT”是“与作斗争，克服”的意思，“DIE”是定冠词无意，“PARTEI”则是党派的意思，连起来这张纸片的信息就是“被解放的德国，与这个党作斗争”，它粘连在rosie的裤腿上，像是不容争辩的罪证。

借助小男孩的视角来传达信息

JOJO从不会系鞋带到替妈妈系上最后一次鞋带，也见证了他的成长，如果说蝴蝶鞋带有什么曼妙的内涵的话——比如自由，爱情，幸福，美好——那这系鞋带的能力或许也体现了JOJO观念上的转折与心灵的成长，他从一个nazi的狂热分子开始转变向对立面，这一点从和精神领袖的对话里日益清晰的矛盾与分歧中我们便可以看到。

然而蝴蝶鞋带的寓意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影中涉及到蝴蝶的有关镜头。

室内陈设的蝴蝶标本，被封装的自由

我个人觉得这个镜头预示了后面藏在阁楼中的Elsa，这样脆弱受缚，渴望光和自由的美丽生物。

JOJO的目光指引观众注意rosie的鞋子，又是一段以鞋代人的影视片段

想起鞋子就想起了舞蹈！这个湖边漫步的片段里，当rosie与jojo聊起爱时，提到是肚子里填满了蝴蝶的感觉，使得蝴蝶和爱情建立起直接的隐喻关系。

下面影片中出现了露骨的呼应

此处感激一位豆友的供图

JOJO在解放Elsa前帮她系上蝴蝶鞋带，使人想起自由

四.DANCE FOR FREEDOM（舞蹈的意象）

湖边谈话涉及到剧中很多关键的意象和隐喻之联系

跳舞当然使人联想起很多东西啊！比如自由，爱情，还有感激，正如影片中rosie提到的“对造物者的感激”，而这里再次提到我前面所说的“跳舞-蝴蝶-鞋子”的隐喻链，我觉得隐喻链真的很美妙！跳舞需要脚上有鞋子，鞋子是舞蹈的前提，而舞蹈的样子和蝴蝶飞舞如此接近，人不是正如蝴蝶那样在尘世翩跹吗？鞋子上有蝴蝶状的鞋带！哈哈哈，巧妙的隐喻链会构成互相关联的三角形，在这个结构里你找不到本体和喻体，因为机械呆板的它们本不应该存在，只有一种更高的意志凌驾于关联的三者之上，它们是不可指会的精神，你可以大声说出他们的所指，但人永远也无法接近他们的能指——纯粹的宇宙精神。

你一定觉得我是傻逼，哈哈哈！那我们继续看电影片段。

有胡子的斯嘉丽魅力值爆表啊！

这是在一段舞蹈的前面部分，插句题外话，或许片中隐喻象征色彩非常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影片的叙事视角来自年幼的JOJO，在儿童的世界里，符号的象征意味非常浓重，因为儿童正是通过符号来搭筑对于世界的认知，比如抹上煤灰的rosie就成为了以胡子为标志的爸爸。

舞蹈可以说是JOJO得以出生的源头，也是rosie爱情的始端

或许舞蹈象征了恋爱的快活时光，当然还有自由！

JOJO放下了nazi宣传的心理偏见开始尽情舞蹈

JOJO和Elsa开始打响指摇摆，所以我们现在干什么好呢？不如跳舞！天那，这分明是绝世的情头！

侧颜好美

没想到阁楼少女居然还是个高手

五.过分整齐的构图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心再写了，我要去看《月升王国》了，emmm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的，且看下面四张图——

这是我随便截的，你会发现电影的镜头都过分地整齐了些，基本都与房间的边角脉络相平行，整齐严谨的构图使得房子成为密闭的沙箱，JOJO所在的空间也具有了奇异世界的色彩，这种风格非常纯粹经典，有点像是极简主义或是至上主义的感觉，也因此具有了充足的异域情调。风格上让人联想起韦斯·安德森，那么直白的浪漫，那么自然的残酷。

2020年8月1日，在经历了电影院长达半年的停工后，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影厅。上一次进影院观影，是在去年《南方车站的聚会》。和朋友左挑右选，最后选择了《乔乔兔》，作为复映后进院线看的第一部影片。 这个观后感等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它。《乔乔兔》骤然会让人想起韦斯安德森的作品，但它不像安德森的《月升王国》、《布达佩斯大饭店》、《犬之岛》，安德森的“童话”是在他营造的近乎荒诞的精致里，讲述一些残酷的东西。 《乔乔兔》给到人的感受，首先是一个优美的作品，孩童视角，温暖色调，亲情、友情构建起的“小小故事”。但比起影片本身的质量，它带着的那种奇怪的立场，却更为突出，让人不适，这也是让我无法一下子好好评价它的理由，我反复地在想，它想传达什么？ 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美化纳粹，因为它对希特勒做了喜剧化处理，将他塑造成主人公幻想中的“朋友”，这种戏剧化处理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的讽刺是截然不同的，卓别林的戏剧化是辛辣的，带着鲜明的对于纳粹的批判，对法西斯的批驳，尽管当时的美国甚至还没有同法西斯对立，而《乔乔兔》则将希特勒低龄化，让他说着法西斯言论，做着幼稚的儿童行为，最终撕破面具，被主人公一脚踢出窗口。 除了幻想中的希特勒，《乔乔兔》还主要了这样几个人物，二战中的德国，远离战场的后方，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母亲，因为受伤被调到后方远离战场的“特殊”纳粹军官，信仰纳粹的孩子们，一个被藏在阁楼里受到保护的犹太女孩……整个故事巧妙的回避了关于纳粹的残酷真相，集中营只在犹太女孩口中一带而过，所有纳粹的暴行在这里都没有直接的体现，甚至盖世太保上门也被喜剧化，死于纳粹之手的目前只有腿部出境，仅仅有最后一场战争慢镜头去破坏，又端起了“战争残酷”，“德国民众也是受害者”的姿态，去描述“被战争伤害的德国人”，更滑稽的是，战争过后紧接着又飘起了美国国旗，不是被纳粹伤害的人终于得胜，是美国人救世主一样降临。 这种奇怪的角度，带给我的是一种尤为奇怪的感受，从加害者的角度去说，加害者中也有无辜的人，用一个孩童来代表纳粹，全片中真正义无反顾信仰纳粹的 只有这些孩子，又借母亲的口去评价，这个孩子只是信仰了错误的东西。熟悉电影批评的人应该知道，有一项电影批评叫做意识形态批评，它最重要的论点就是，未说出的内容，是真正想说出的东西。上述的内容中，故事中，选择性讲述的不是真正的内容，被选择性掩藏的，才是它真正的立场——影片刻意回避了法西斯德国、纳粹的残忍，德国民众拥护纳粹的狂热，整个影片在一种选择性的角度下，回避了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后呈现出了一个怪异的作品。 美国电影《纽伦堡的审判》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去讨论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法西斯德国、纳粹和民众的问题，严肃地讨论了，当我们追究二战，我们在追究什么？所有的错误都是希特勒一人的吗？所有的罪恶，都是纳粹党和法西斯主义引起的吗？那么那些拥护这些东西的人呢？真的都是“信仰了错误的理论”的好人吗？还是恶的人，借着“信仰”名目去作恶呢？ 更远地看，是谁放任法西斯到后来的地步？英法的绥靖政策，祸水东引，苏德友好条例，这些大国坐视法西斯在欧洲扩张，坐视他们屠杀、驱逐犹太人；太平洋战场上，大国坐看日本入侵中国，甚至恨不得都来分一杯羹，两头发财的美国，两头卖着武器做着贷款……当世界被拖入战争，谁是无辜的？ 所有人都希望痛苦过去，希望把错误简简单单地把错误归咎在一些人身上，别人只是信仰错了什么，被愚弄，被欺骗，他们也是受害者，然后跨过去，开始新的生活——那么那些被害的人呢？在暴行中被夺去生命，承受苦难，无辜被害的人，他们呢？ 纽伦堡是1961年拍的，快60年过去了，美国的电影人仿佛彻底失去了那种严肃思辨的精神。今天电影的立场，不再是当年的有罪，而且衰落的霸权主义在试图改写历史，模糊历史。（德国人自己都不会拍这种电影出来，德国有一部《铁皮鼓》。）在美国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的今天，他们仿佛只能用电影去渲染自己曾经的伟大，一如当年作为反法西斯战胜国的美国，建立起美元体系，把美国梦做到最辉煌……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没有了当年反思战争的底气。 也许过去看到这样的故事会感动，但今天的局势下，擦过眼泪，带来的更多是不安和疑惑。